“积”之为弊

杨于泽

如今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时兴的就是让问题堆积下去，堆积成“大事”，便集中力量大张旗鼓办之。比如集中拆除城市违章建筑、集中销毁假冒伪劣、集中“打拐”、集中侦破大案要案，这些无不贯穿着“集中”的思想。

问题开始时当然是不大的，故而是不被重视的。待到问题积累成堆，小事变大，就像寿星头上那团赘肉，一旦过于沉重，有关部门就着急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除掉后，便又心不在焉，岂知赘肉可能重新生长。如此反复，形成对一刀割除的“路径依赖”。单身汉是喜欢积累问题的，未洗的衣袜塞满墙角席底。孤家寡人一个，既没有父母约束，也没有妻儿监督，不必对任何人负责，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这是一种拖延战术，借此逃避每天的责任，图个清闲自在。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就来一次“大扫除”，这个周期，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更长。

有些职能部门跟单身汉半斤八两，民众想解决问题，就得等待问题堆积如山，就得等待时机成熟。我们这里有些人，今天的事最好拖到明天。平时做事的，无人喝彩，甚至出了麻烦；平时不做事的，“集中”精力忙“大事”，领导重视，场面壮观。平时做事的可能被淘汰出局了，平时不做事的锦绣前程指日可待。

这样地积累问题。不是亟须祛除的积弊吗?

《论语》中，“器”字总共出现了六次，字数占比连万分之五都不到，并且仅有五次具有实质意义。然而，这几处“器”字的不同内涵，却彰显出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标准。

“君子不器"，道出了孔子对君子的才具要求。君子应该博学多能，不要局限于一艺一能，为此，孔子在《雍也篇·第六》中对弟子子夏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之前，“儒”在社会上作为一种行业，成分非常复杂，但总体来看，都是以一技之长谋求个人生计，这与孔子心中的道义担当、仁者精神相去甚远，在孔子心中，理想的君子应是有德兼有位者，应有超越个人生计的高远追求，以博学多能弘道济世。

“管仲器小”，“子贡是国之重器”，体现的是孔子对君子的德性要求。《宪问篇·第十四》中，孔子对管仲的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如果没有管仲的话，可能华夏之地就要改行夷狄之俗，也就是“被楚左衽”了。孔子虽然肯定了管仲的相齐之功，并且也没有苛责管仲忘主事仇，但他仍然觉得管仲在器识德行上有所欠缺，识见并非宏大，心中骄傲自满，行为有违礼法，在德性上称不上“克己复礼”的彬彬君子。

在孔子看来，事功固然重要，然而如果内心长时间做到“不违仁”，能够安贫乐道，那才是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高于众弟子，与之相此，子贡虽然精于辞令，善于经商，并且曾游说四国，使鲁国转危为安，在当时世俗眼中取得了比孔子更大的成功，然而正是由于他对外物有阶执，对内心的省察砥砺不够，所以孔子给予子贡的评价为瑚琏，合乎“礼”却限于“器”，并未完全达到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境界。

“君子使人必器之”，强调的是孔子心中的合作共事之道。君子与人为善，合作意识强，然而心中有“道”，所思所行必以之为遵循，与小人不同，君子对人不求全责备，注重量才而用，让个体的才具器识在合适的地方发挥作用，从“及其使人也，器之”的上下文看，也可看出君子的正道直行，对于“说之不以道”的人，君子一视同仁，能够宽宥对方以往的过失，不钻道德的牛角尖，注意发挥个体所长，一起把事情做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孔子以工匠做事必先磨砺器具为例，认为为仁必须先到贤能之人中接受熏陶，仍然是谈君子的相处之道。君子应多与贤能之士交往，见贤思齐，择善而丛，从这些日常接触中砥砺德行、增长才干，通过日积月累的熏陶涵养，才能慢慢达到“仁”的境界。

（节选自《儒家思想解读：“器”与君子修养》）

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从来最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自然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同时，又是诗歌美学中的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了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好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史的中国诗人,而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脸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逸涂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这些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绩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到了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应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大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

【推荐1】秤匠师

李世营

冷寂了多天的孙记制秤作坊终于忙碌起来。

老秤匠默默地用手钻在浸泡打磨好的秤杆上打着星花，然后把一截截细铜丝嵌进去，钉星、割断、锤实、打磨。阳光下，秤上星花里的一个个铜丝，就成了一个个闪亮的秤星，炫得老孙头的眼也发出熠熠的亮光。

“爹，这单生意一下可以挣万把块呢，有多少年没这样的好生意了！”约秤的小秤匠看起来很兴奋，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老秤匠仍然不作声，默默地铆着他的星花。

“忙过这单活，我想到外面看看。”小秤匠接着又说。

老秤匠猜得到小秤匠的心思：作坊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儿子早想去镇外的世界闯一闯。

老秤匠依然虔诚地铆着他的星花。秤杆上的星花一旦铆差一丝一毫，整杆秤就废了，尤其那颗定盘星，犹如杆秤的心，是杆秤的魂。

小秤匠抬起头，露出一丝不易觉察到的笑容，狡黠地看看老秤匠，也默不作声，双手依旧熟练地用“叨子”测盘星、标星花。

老秤匠是镇上有名的孙记制秤作坊的大掌柜。据传孙氏先祖曾遇一不法粮商，欲在秤头上玩伎俩，制作黑心的“吃客秤”牟取暴利。但孙氏先祖不为重金所惑，不被威逼所惧，甚至不惜自残双手来维护作坊的信誉。孙记制秤坊由此盛极一时，享誉周边数百里。

小镇上的商贸交流，从不用电子秤，一直沿用传统的杆秤。小镇的商户尤爱用“孙记”杆秤来做买卖，是因为孙家从不做昧良心的“吃客秤”。小镇临山依水，以种植采集草药为业，药材生意特火，火了几辈人了，老一辈们归结为一个“诚”字，以诚待商，以诚会商，以诚经商。外地客商乐意到小镇购置药材，是因为小镇的人做生意厚道，从不缺斤少两，欺诈顾客。周边的乡亲们和来往的客商信得过的，还是小镇有名的“孙记”杆秤。

不久前老街扩建，外地来的王老板看准了小镇的商贸市场规则和人脉，更看上了“孙记”杆秤的信誉。他要在镇上建一个药材和山果批发市场，就找到了老秤匠的儿子，私下商谈好久，按其提供的规格，以高于平常10倍的价钱订制了50杆大秤、50杆中秤、50杆小秤。作坊内，父子二人之间仍是沉默，寂静的空气里流动的，只有打钻、铆星花和打磨的声音。突然，沉默的老秤匠皱起了眉头，拿过一个秤杆，用“叨子”测测定盘星，然后又拿一个，接着又拿一个……

老秤匠在秤杆的定盘星上，发现了儿子鼓捣的“猫腻”。老秤匠的眼神瞬时变得异样地呆滞而浑浊，脸黑得吓人。他陡然站起身，用一双粗大的手，抢起身边的铁砧子，狠狠地砸了下去……

夜里，听着儿子在隔壁炕上嘤嘤地哭，炕头上的老秤匠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起身，取过好久没抽过的旱烟袋，坐在炕头，吧嗒吧嗒猛抽几口。他看看窗外，夜空星星点点：世界这么大，明天是该让儿子出去闯一闯了！他掐灭旱烟，在大炕上磕磕烟嘴，起身出门。

第二天，老秤匠送儿子出镇。临行，他拿出一把精致的准星秤送给儿子，告诉儿子：不管世界有多大，你能够走多远，这杆秤，都要随身带着。人有良心，秤有准星，做人，什么时候都要秤平斗满。

头天夜里，老秤匠用上等的楠木连夜赶制了这杆精致的准星秤，杆秤上的两个醒目的金字“孙记”，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炫目，直炫得儿子的双眼泪盈盈的。

那天夜里，听着老子在院子里钻星打磨的声音，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儿子，半夜偷偷溜出屋子，将老秤匠劈断的一百五十杆杆秤，全部扔到了小镇后山的山崖里。

最深的爱

江峰

真正的爱情，是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的一件贴身的衣服。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

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1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

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

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

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

“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卧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

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汩汩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

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

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2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

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

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

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

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3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

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

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

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4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

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上面插磁卡了。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

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他，为她，为他们的爱情。

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

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

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之旋律！

寂寞

吴念真(台湾)

阿照跟她的爸爸一点都不亲，就连“爸爸”似乎也没叫过几次。

这个爸爸其实是她的继父。妈妈在她四岁的时候离了婚，把阿照托给外婆照顾，自己跑去北部谋生。

阿照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了一个男人来，说是她的新爸爸；不过，她不记得那时候是否叫过他，记得的反而是那男人给了她一个红包，以及她从此改了姓。

改姓的事被同学问到气、问到烦，所以这个爸爸对她来说不仅陌生，甚至从来都没好感。一直到国中三年级，阿照才被妈妈从外婆家带到北部“团圆”，而且听说这还是那男人的建议，说以后如果要考上好大学，她应该到北部来读高中。那时候妈妈和那男人生的弟弟都已经上小学了。 

男人在工厂当警卫，有时日班有时夜班，妈妈则在同一家工厂帮员工办伙食，早出晚归，一家人始终没交集，各过各的。不久之后，阿照考上台北的高中，租房子自己住，即便假日也很少回去。

外婆在阿照大三那年过世，不过，之后的寒暑假，阿照也同样很少回家。她给自己的理由是要打工、读书、谈恋爱，其实自己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对那个家根本一点感情也没有。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儿子太不成材还是怎样，那男人对待两个孩子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比如跟儿子讲话总是粗声粗气，对阿照则和颜悦色，过年给的红包永远阿照的比较厚，儿子只要稍微嘟囔一声，他就会大声说：“你平常拿的、偷的难道还不够多？”

阿照大学毕业申请到美国学校的那年他从工厂退休，妈妈原本希望阿照先上班赚到钱才出国，没想到他反而鼓励她说念书就要趁年轻。阿照记得那天她跟他说：“爸爸，谢谢！”不过，才一说出口就觉得自己可耻，因为在这之前她不记得是否曾经这么叫过他。

从美国回来后，阿照在外商公司做事。弟弟在她出国的那几年好像出了什么事，偷渡到大陆之后音讯全无，连几年前妈妈胰脏癌过世都没回来。孤孤单单的爸爸也没给阿照增加什么负担，他把房子卖了，钱交给阿照帮他管理，自己住到老人公寓去。

阿照也一直单身，所以之后几年的假日，他们见面、聊天的次数和时间反而比以前多很多。有一天阿照去看他，他不在，阿照出了大门才看到他坐出租车回来，说是去参加一个军中朋友的葬礼。阿照陪他走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沉默着，最后才跟阿照说可不可以帮他买一个简单的相机，说他想帮几个朋友拍照，理由是：“今天老宋那张遗照真不象样！”后来阿照帮他买了。

去年冬天他过世了。阿照去整理他的遗物，东西不多，其中有一个大纸盒，阿照发现里头装着的是一大叠放大的照片和她买的那部照相机。相机还很新，也许用的次数不多，更也许是他保护得好，因为不仅原装的纸盒都还在，里头还塞满干燥剂并且罩上一个塑料套。

至于那些照片拍的应该都是他的朋友，都老了，背景有山边果园，有门口，有小巷，也有布满鹅卵石的东部海边，不过每个人还都挺合作，都朝着镜头笑，就连一个躺在病床上插着鼻胃管的老伯伯也一样，甚至还伸出长满老人斑的手臂用弯曲的手指勉强比了一个“V”。

阿照一边看一边想象着他为了拍这些照片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孤单的旅程，想象他独自坐在火车或公路车上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踯躅的样子，他和他们可能吃过的东西、喝过的酒、讲过的话以及最后告别时可能的心情。

当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照先是惊愕，接着便是无法抑制的号啕大哭。照片应该是用自动模式拍的，他把妈妈、弟弟、还有阿照留在家里的照片，都拿去翻照、放大、加框，然后全部摆在一张桌子上，而他就坐后面用手环抱着那三个相框朝着镜头笑。

照片下边就像早年那些老照片的形式一般印上了一行字，写着：“魏家阖府团圆，民国九十八年秋。”阿照说，那时候她才了解那个男人那么深沉而无言的寂寞。

（摘自吴念真《那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