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政治的当代意义

姜志勇

“民”是国家构成的基本元素，也是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一般来说，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民”之理论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的哲学王统治的国家是建立在把“民”分为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三个阶级且只有卫国者才能有政治权力的理论预设之上的。雅典城邦制度中“民”分为公民、自由人和奴隶，只有公民才是城邦的主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民”之理论的变化也是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和动力，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天赋人权、人是具有天赋权利的人等现代“民”之理论的形成，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特点也体现出“民”之理论的不断衍变，产生了包括国民、公民、新民、人民等表述“民”之不同内涵的词语，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们都把“民”之理论的重新诠释和解读放在建构新的政治制度的突出位置。

儒家“生民”政治对于“民”的理解是“民”生于“天”，“君”立于“民”，“君”为民“用”，“君”“民”平等，但它又不同于自由主义对“民”的理解。自由主义理解的“民”是政治上平等、具有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的“民”（公民）。“生民”对“民”的理解除了考虑政治上的平等之外，还关注经济问题。在西方契约论中，政治上平等的人不论穷富都一致欣然签订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契约，而在“生民”政治中，国家诞生时就具有保障弱势群体生存的重要职责。在这个意义上，“生民”相较“公民”来说其涵义更丰富，在“生民”的理论基础上会更容易建立福利制度。“生民”政治的涵义包含“生民之道”，儒家的“生民之道”在关注弱势群体生活上类似西方的福利政策，都要求通过政府干预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面临保守主义的激烈批评，弗里德曼认为“福利计划会减少自由，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诺齐克认为“国家在最初产生时所履行的保护功能是唯一能被证明其合理性的功能，任何扩大政府职能的企图都会侵犯个人权利”。保守主义者对福利政策的批评主要是其对自由的侵犯，这种自由是拥有财产的权利和自由，因为保障穷人的福利必然要向富人征税，而这是启蒙时期的契约论所没有规定的，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其契约论都是平等的人签订契约，这些平等的人是政治上平等的，没有考虑经济上的不平等。这就为今天福利政策的提出留下了理论上的难题。加之福利政策的实施在现实中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例如新的特权阶层的出现、财政负担加重、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增强等，使得保守主义者拥有更多批判的理由。相对于西方的契约论，“生民”政治的理论预设了“生民之道”，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天生职责，也是“生民”政治自身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实施“生民之道”不需要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去寻找理论支持。当然，相对于“公民”在理论研究上的深刻及现实涵义拓展方面的丰富，关于“生民”的研究要粗糙得多，但这不能掩盖“生民”这种“民”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即使在和“公民”理论比较时也依然存在。

以上对“生民”理论的分析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生民”因其具有独特政治涵义而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被遗忘。因为这种“民”是和大一统的国家专制制度不相应的，但在21世纪的当代，封建专制制度早已被革除，在维护民权、实行民主、保障民生成为时代要求的情况下，重新重视、研究“生民”政治，是否能对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有所启发、助益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且从以上分析来看，“生民”因其是中国儒家本有的概念，对它的研究也能为民主与儒家思想的相接、相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选自《被遗忘的政治理想——儒家“生民”政治思想研究》，有删改）

艺术实践证明，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如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揭示出来，就没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真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性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性格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恶，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因素，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 ，而这些杂多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践，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也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理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团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为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义亦为的恶。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昨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者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减）

“加拿大的契诃夫”艾丽斯·芒罗：问鼎诺奖的“家庭主妇”

①大多数中国读者对艾丽斯·芒罗这个名字并不熟悉，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同大家见面的也仅有《逃离》一部作品，但她创作的短篇小说在欧美国家却拥有成千上万的“铁杆粉丝”。还好，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芒罗手中，可谓来得“恰是时候”，总算让亿万中国人一夜之间知晓了大洋彼岸、年过八旬的“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②芒罗从小特别喜爱阅读，七岁时就能在学校的朗诵课上绘声绘色地给小伙伴讲述书中的故事。但由于家境贫困，她生活的农村封闭保守，女孩子做家务，织毛衣，相夫教子，很少有人上大学，她常常需要放下书本来干诸如编织之类的活儿以赚钱贴补家用，而这总让她痛苦不已——终于，芒罗掷下一句豪言壮语来：“等着瞧吧，我非要考上大学，同这些编织活儿彻底决裂……”

③芒罗17岁高中毕业后，应聘当教师，要教11个学生，无论多么艰难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幸好，西安大略大学的奖学金及时到来，芒罗得以进入该校的新闻学专业。她的很多故事也都以安大略省为背景。1951年，为了与同学詹姆斯·芒罗结婚，塔毅然辍学。婚姻生活、家庭妇女在婚姻与家庭中的态度与抉择也成为芒罗写作中最常见、也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

④1963年，成为家庭主妇的芒罗，生育了4个孩子。在她想到1950年大学读书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影子的维度》之后，她家庭主妇生活就多了一项内容，在哄孩子睡觉、洗衣服和等待烤炉的间隙，她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起小说来。芒罗与丈夫开了一家书店，取名“芒罗书店”，不想这竟为芒罗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大好平台。在书店，她可以近距离仔细观察前来借书和买书的各色人士，比如中小学生、专家、教授、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等，同他们畅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从而为写作积累了较为充裕的素材。迄今，芒罗书店依然经营良好，极受欢迎。

⑤196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快乐影子舞》。起初她对自己的处女作充满了信心，但由于短篇小说在当时的欧美文学界地位低下，结果没有一家出版社对它感兴趣，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间她竟先后收到二十余封退稿信。在一连串的“打击”面前，芒罗并没有气馁：“我坚信我的短篇小说一定会有人喜欢的！既然出版社看不上眼，那我就想别的办法来发表……”她决定找家报纸进行连载。不承想，就是这一“被逼无奈”之举，却为芒罗带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当时，加拿大女权运动愈演愈烈，她的这部小说甫一连载，即在维多利亚市的女性读者中引起了共鸣，因为她的作品讲述的是她最擅长的——以典型女性视角讲述家庭主妇的故事，所以女性竞相传阅，小说随后迅速向周边城市蔓延。不久，一位出版社编辑嗅到了商机，当即找上门来洽谈出版事宜。1968年，《快乐阴影之舞》改名为《快乐影子舞》后与读者见面，很快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并在加拿大引起广泛关注。这一年，芒罗三十七岁，她凭借这部短篇小说集一炮走红，而且还赢得了自己写作生涯中的首个至高荣誉——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

⑥自此，芒罗一发而不可收，她以平均每五六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又陆续出版了近十部短篇小说集，文笔朴素、精准、传神，开始享有世界级的声誉。这一切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⑦芒罗的小说并不特别重视情节，但她真实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给读者绘制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文本世界。芒罗的故事大都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很多内容都是根据她的回忆复现的，雄心勃勃的母亲、逃避现实的父亲、敏感爱幻想的女儿、孤独压抑的成长等等，这些都在芒罗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她用创作来传承记忆，并用记忆来丰富和深化叙述。她利用时空转换的创作手法，将记忆、想像和现实生活打碎重新组合，最终使读者进入到她所书写的记忆世界。她曾在一篇散文中介绍读小说的方式：“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

⑧几乎所有读过芒罗短篇小说的人，无不为她精致的“房子”而折服。加拿大历史上首任华人女总督伍冰枝上任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看过好几部芒罗的小说，深知底层百姓的困苦和不易，我将不辞辛苦地努力工作，把各族裔人民团结在一起……”芒罗与政史的交集并不是从这里开始。早在创作初期她对婚姻暴力现象关注较多，很多作品情节简单，反映了加拿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社会公众意志对婚姻暴力的态度。人们在作品里体悟到了西方婚姻伦理的变化，也体现了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地位明显提高。“重要的是顿悟性的时刻，那突如其来的领悟，那精确、微妙和深具揭示性的细节”，著名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就赞芒罗为“当代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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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芒罗的小说被归于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在叙事中，她从不使用诸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或是魔幻主义等现代派手法，她完全采用传统写法。但她对女性们的心理描述捕捉准确，刻划细腻，可说是曲尽其妙。瑞典文学院认为，她的叙事风格以细腻见长，表达的清晰和心理现实主义是其主要特点。

②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全加拿大人送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个桂冠第一次戴在了一位加拿大作家的头上，而且还是一位女性。艾丽斯·芒罗获奖的消息让加拿大人奔走相告，兴奋不已。总理哈珀当即发出贺电说，“加拿大人为这一卓越成就感到无比骄傲……诺贝尔奖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属于世界上拥有最好作家的国度之一的地位”。（节选自2013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赞扬“刚毅”，曾子提倡“弘毅”。《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合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即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容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是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从人忧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古稀之年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武汉当地医院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抗疫力量》）

人类与疫病灾害的较量从未停止：14世纪在欧洲暴发的黑死病曾夺走几千万人的生命，1918年暴发的流感疫情造成数千万人死亡，2009年美国甲型HIN1流感疫情导致至少1.2万人死亡，非洲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南美洲流行的寨卡病毒等都曾危害人奥生命安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与疫病斗争的历史。虽然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一直在进行，但人类有了科学这个利器，控制疫病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健康越来越有保证。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两种医学体系，在应对疾病方面各有所长，应坚持优势互补。中医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所强调的整体观念、阴平阳秘、辩证论治、扶正祛邪等都有自身特色。对疫情防治而言，西医强于病毒的鉴定、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危重患者生命支持等，而中医在调控机体、增强对授病的抵抗力方而拥有千百年的经验，具有独特见解和防治经验。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中西医结合疗法取得明显效果，在缩短平均发热时间、改善全身中毒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降低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免疫功能、减少激素用量、减轻临床常见副作用等方西都显示出优势。事实上，中西医结合一直在促进医学发展，提高各种疾病的治疗效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方面，在目前尚无有效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迫在眉睫。坚持中西医结合，能充分发挥它们各自优势和所长，有效做好救治工作。另一方面，参与一线教治的医护人员，既有中医也有西医，能够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进行全盘思考，努力实现最佳治疗效果。特别是有中西医双重背景的医生，更能够从患者整体出发，做到中西医互补，避免“中西医并用”可能导致的相互重复或抵消。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推进中西医结合诊疗的发展，进而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冠肺炎治疗经验。

需要强调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要研究如何对付病毒，还要关注人的机体本身。《黄常内经》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又说“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就是要看到阴阳互存、阴阳互变。换言之，要全面看问题，不能只看“阴”不看“阳”；要辩证看问题，要看到阴和阳可以互相转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全力做好教治工作以外，如何帮助健康人群强身防病也很重要。《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提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内因中尤其要重视精神的作用，《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说“百病生于气也”，而“恐则气下”“惊则气乱”。面对疫情，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和健康向上的心态，既对疫情有科学认知，也要积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要不偏听偏信、不信谣传谣。此外，还要做到积极应对而不是过度反应，积极治疗而不是过度诊治。相信通过全面辩证看问题，必将有助于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摘编自汤钊猷《发挥好中西医结合优势》)

健康码成为数字抗疫的最大亮点之一。健康码的出现是在非常时期一举突破诸多制度和规范的非常之举，带来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第一场全局性大考，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要认识健康码的安全隐患，必须深入剖析和总结互联网超级巨头崛起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描绘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治理的基本进程和制度框架。由于健康码缺乏体系性制度设计、流程控制、监管制度和责权制衡机制，其潜在风险和安全隐患不断累积。若不予以足够重视，形势将会非常严峻，后果将会超乎想象。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范式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传播经历了百年的数字化、半个世纪的网络化、二十年左右的社交化和移动化，以及新兴的智能化等五大阶段，初步奠定了以计算、传输、存储、数据和算法等核心要素组成的新型传播基础设施。人类传播范式从过去传统大众传播主导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大教堂模式走向了数字新媒体主导的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的大集市模式，数字传播已成为人类社会主导性的传播新范式。政府对社会信息主流传播机制已经很难进行有效控制，市场主体占据了明显的传播优势，也造成了明显的传播失控。冲击世界各国和世界秩序的信疫( Infodemic，也译为信息疫情)现象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如今，通过健康码进行大规模全民数据收集，成为另一个新出现的重大隐患。

贾森·萨多斯基认为：“一切智能的背后，都是监控与控制。”因为智能的背后是数据，数据的背后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益和利益。所以，上述警示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如果缺乏合理的制度架构，智能就有可能走向初衷的反面，健康码也是如此。健康码是疫情时期突破和超越现有制度的非常产物，是一件智能传播的利器，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健康码的常态化逐渐变得顺理成章，成为大势所趋。在今天数据治理制度缺失的背景下，基于市场化力量的运作主体，健康码带来的利益必然走向公共利益的反面。同时，由于科技龙头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数据优势和资本优势，目前各地健康码的运行主要由企业承担，民众数据也掌握在企业手中。这在实际上使得“监管俘获”成为事实。但是，健康码本身所展现的智能传播威力及其背后所隐藏的风险，却依然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探究。由浙江省率先实施的健康码行动，不仅为抗击疫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中国的成功探索也激发了其他国家的尝试，多家知名公司联手进行全球健康码的试水也成为智能时代一次全球性的重要测试。虽然公益性的健康码功能单一、风格严谨，但是其呈现的全员、全时、全域和全识等特性，却难掩其背后隐藏的巨大力量和未来商业与治理的巨大潜能。可以说，健康码第一次不期而然地展现出未来全球高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第一次呈现出未来全球数字社会治理公私合作的基本格局和相互博弈。

我们亟需对其背后隐藏的风险和滥用的危害进行科学评估，制定应对预案。健康码背后巨大的利益诱惑能否在过犹不及的路上适可而止？在缺乏基本规则和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驱动下，将其常态化昭示着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的巨大风险。健康码呈现的基本特性和规律，以及潜在的问题和可能的冲突，都需要我们运用学理性和前瞻性的视角进行深入的审视和分析。助力抗击疫情的健康码，不能成为危及全民隐私保护和危害数字社会治理健康发展的隐患。充分肯定健康码在抗疫中的价值和作用的同时，一定要警惕对其的滥用，防止过犹不及的现象发生。

(摘编自方兴东、严峰《“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