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骚人遗韵

朱良志

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离骚》者，犹离忧也。楚辞中几乎倾泻着诗人对宇宙人生的热情、焦虑和绝望。王夫之说，《九歌》妙在“婉娩缠绵”，“低回沉郁”。这颇为准确地概括了楚辞悲剧的特点。楚辞的悲,是一种淡淡的忧愁，似淡若浓，似有若无，绵长幽咽，别有一种缠绵悱恻的意韵;但它不是昵昵儿女之语，也不都是慷慨悲凉之声，而是如怨如诉的衷曲。

楚辞的传统,包含着一种永恒的期待精神，一种杜鹃啼血式的期待。司马迁评论《离骚》说:“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这正是楚辞的精神，虽不能实现，却在心灵深处不停地啼鸣,虽九死其犹未悔地等待。因此而构成了楚辞曲折回环的特有体式，一唱三叹,每一顾三回首,每一语必以三语复之。清人刘熙载说:“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宇宙间赋,归趣总不外此三种。”以“维绵”概括楚辞,颇有见地。中国艺术中有一种独特的眷顾意识，就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

王夫之曾说，诗要给人“一意回旋往复”的感觉，楚辞有之。

楚辞的感伤含有一种寂寞无可奈何的精神，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美。无可奈何是一种性灵的执着，不思量，自难忘;无可奈何是一种性灵的怅悯，放不下，又提不起。人被抛挪到命运无法避免的境地:惜春，而春自离去;悲秋，而秋风正劲;泪眼问花，花儿不语;寄心高飞的征鸟，而乌儿瞬间消失。

这样的无可奈何让人寂寞。白居易读刘禹锡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时，叹道:“后人将无法再作”。此诗妙处即在寂寞。它将一个旧朝子民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豁然袒露出来。月光撩拔着，潮水激越着，人无法自己。楚辞的这种寂寞无可奈何之境,在美学上具有很高价值。中国艺术中的楚湘情调多与此有关。清人南田提倡寂寞无可奈何之境,就深得楚辞之风。他说:“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着笔。”在寂寞无可奈何之处，他唤到一种生命的香味，听到了绝妙的音乐。

翁方刚评《九章》说“极尽迷离”，不知述离正是楚骚本色，或谓之有镜花水月的美。迷离恍惚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不是简单的模糊不清,而是意绪的微茫难明,似有还无,若存若失潇湘的情韵在荒远灭没,楚辞的高妙在迷离忧惚。

楚辞以其独有的感伤气质直刺中国艺术的深奥微妙之处。中国艺术往复回环的回旋之美，打上了楚辞的深深烙印。

(选自《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材料一：

据介绍，2018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共授权发明专利42.0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比增长8.2%。

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年累计减免专利费用58亿元，减少提交各类材料269.8万份。出台实施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支撑重点行业发展。开展专利代理“挂证”集中治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并在四川等12个省份开展专利代理行业改革试点。全年批准设立专利代理机构324家，其中150家机构享受改革试点政策。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流程进一步优化，报名人数超过3.2万人，共有5，094人通过考试，均创历史新高。截至2018年底，全国专利代理机构突破1，824家，执业专利代理人超过1.6万人。

（摘编自《央视财经》，2019年1月18日）

材料二：

发明专利数的国际比较（2018年）

（摘编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库）

材料三：

根据WL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报告》，2014年度中美欧日韩专利申请量占世界专利申请总量的82％。为了促进全球领域的创新活动，中美欧日韩五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日本特许厅和韩国特许厅）通过五局合作平台开展了一原列合作项目，全球案卷即是其中之一。

全球案卷的概念于2012年被首次提出，旨在为公众提供五局同族专利申请的审查过程文件的一站式查询。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就同一个技术方案向五局同时提交专利申请（即同族专利申请），寻求在各国家／地区的保护。为了帮助申请人及公众以自己熟悉的语言一站式查询相关申请在五局的审查情况，五局积极开展合作，共享文件和信息，并分别建设了适应本国／地区特点的全球案卷系统。其中，中美欧韩四局的系统先后于2014－2015年上线运行，日本特许厅的系统计划于2016年上线。

（摘编自《如何一站式查询五局同族申请审查情况——全球案卷介绍》）

材料四：

过去3年来，在日本人工智能（AI）专利申请50强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已迅速冲到美国同行的前面，从而进一步显示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高科技战场上的存在。在2016年至2018年的3年中，跻身该榜单的中国企业数量翻了一番以上：从8家激增至19家。与此同时，尽管美国企业仍然牢牢占据该排行榜前三位，但仅有12家位列前50强。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与政府推动相关研发不无关系。2018年，中国在该领域的公共专利申请总量超过3万件，几乎相当于10年前的5倍和美国同期申请量的约2．5倍，其实中国的此类专利申请总量早在2015年就已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的专利有95％提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但很多企业也都瞄准了海外专利申请。作为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人工智能比生物科技等传统领域更容易获得专利。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成功率约为70％。“如果早点申请，获得专利的概率可能会更高。”拥有人工智能相关经验的日本一位专利律师说。中国正在主动申请专利，以减少其他国家的机会。

（摘编自《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中国超美国》，《中国经济网》转引自日本《日本亚洲评论》，2019年3月11日）

聂耽

聂鑫森

聂耽性格内敛，不喜欢疯跑乱叫，好静，尤好静中读书。初中毕业，他选择了去读中专技校，是“家有万金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语对他起了作用。

技校毕业，聂耽分配到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保全工。保全工就是维修工，哪台纺纱机、织布机出故障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和他的工友便提起工具包，立赴现场去处理。待机器重新运转，他们便如鸟儿归巢，回到保全班的值班室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聂耽退休了。

但在聂耽临近退休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纺织系统的保全工，经过层层选拔，十个优胜者再参加决赛，聂耽居然蟾宫折桂，夺得了冠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巨型车间里，几十台纺纱机、织布机一齐开动，机声喧闹；被蒙上眼睛的聂耽，坐在车间的上端，他能在嘈杂的机声中，听出哪台机器有了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百分之百的准确。

现场直播的事，是聂夫人失口说出去的。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全巷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很多特写镜头，都停留在聂耽的耳朵上，又大又长不说，而且在聆听时，耳廓会敏感地扇动，忽快忽慢，让人啧啧称奇。

当决赛结束，评委主任宣布聂耽排名第一时，巷子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湘潭曲曲巷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太了不起了！

聂耽把获奖的十万元，全捐给了市里的“爱心救助工程”，一个子儿都不留。

可获奖后的聂耽，和从前没有丝毫的不同，别人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赞扬，他似乎都没听见——耳朵直愣愣地矗着，一动也不动。

不同的是，在休息日，常有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青年工人，来曲曲巷拜访退休了的聂耽。院门是紧关的，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有时，聂耽会领着这些年轻人走出巷尾，到雨湖公园去游玩，笑语声一路撒落，滴溜溜转。

与聂耽隔着巷道门对门住的是刘聪。

刘聪四十岁出头，留过洋，现在是一家大医院五官科的主治大夫，在治耳鸣、假聋、耳膜破损等方面名声远播。他对聂耽的超常听力很感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或许会有助于他对耳疾的治疗。可聂耽不乐于与人打交道，令他束手无策。现在他有法子啦，可以跟在聂耽一群人后面，也看风景，也听他们说话，不会没有斩获。

 秋日的午后，聂家的门打开了，聂耽领着七八个小伙子和姑娘，朝巷尾走去。刘聪知道，这群年轻人是上午来的，眼下吃过了午饭，聂耽领着他们去雨湖公园溜达，他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游柳堤，看水中游鱼历历。过花坞，嗅清苦的菊香。倚八仙桥的红栏，看天上雁字横斜。然后他们坐进周家山的听风轩，听秋风飒飒。

聂耽的耳廓忽然动了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说：“那阶边的一颗小石子，压住了一只蝈蝈的腿，它叫得很痛苦。”

大家感到很惊异。一个小伙子飞快地跑过去，扒开一块小石头，蝈蝈嗖地跳起来，很快乐地鸣叫着。

有人问：“聂师傅，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聂耽说：“因为听多了，听熟了。”

坐了一会儿，他们又朝湖心亭走去，有一条宽宽的水上石栈道通向那里。年轻人簇拥着聂耽，又说又笑。还有三三两两的游人跟在后面慢行，老人的拐杖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孩子的喊叫声，此起彼落。

走在最后的刘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钱的硬币，让它垂直落下，硬币掉到石板上，清脆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钱币落地的声音，都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目光搜索着发出声音的方位。

只有聂耽什么也没听见，依旧向前走去。

刘聪抱歉地对大家笑了笑，弯腰拾起硬币，然后转身走了。他知道，聂耽只听见他想听见的声音，想听见的声音就一定能听见！

（选自2016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

刘道玉：没时间驻足回望（节选）

欧阳诗蕾

①“我想你们是最后来采访的，以后我可能不会再接受采访了，因为我已是一个高龄和高残的人了。”8月，在武汉大学的一栋教授楼里，86岁的刘道玉在采访结束后对我说。

②立秋这天，武汉仍在溽暑中，珞珈山上的植物被傍晚的暴雨洗得翠碧。采访开始前，刘道玉拿出一张十多年前《南方人物周刊》为他拍摄的照片。照片中，刘道玉托颌凝眉，只身坐在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的教室里。

③“改革者，孤独者，踽踽独行在荆棘丛生峭壁的攀登者。”他自答。

④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是怀着一颗忐忑之心接受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的——在他之前的18任武大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而在任教职工中不少是他的前辈师长。面对这座藏龙卧虎、学派林立的老大学，刘道玉有些担忧，“要我当校长，一个小小的讲师，与武汉大学的名声和地位相符吗？”

⑤新中国成立前一度是全国重点名校的武汉大学，当时已下滑到全国重点大学末流的水平。上任伊始，刘道玉就立下“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他利用暑假，登门请教过去的学校领导人、学术泰斗和各个年龄段的教师。武大落后的原因被总结为三点：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学术研究上“述而不作”的保守思想；用人上的宗派主义。同时，学校没有强有力的科学研究的支持系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⑥武大在1951年的院系调整后，只剩下文、史、哲、经、外、图和数、理、化、生等10个系。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沿用“苏联模式”，国内的多科综合大学被分解成了文理小综合大学和单科学院。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是为生产服务的，倾向于根据生产部门的需要来制定专业。“专业化教育代替通才教育的结果是学生知识面窄、缺乏研究创造能力。”刘道玉说，80年代教育界讨论的一大热点是，大学应该培养“专才”还是“通才”？不过，尽管许多教育学家、科学家呼吁实施通才教育，但由于专才教育根深蒂固，教育部最终未能下决心改革这种教学制度。但另一方面，刘道玉上任的1981年，教育部建立了研究生学位制度，科研自此正式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将研究活动引进大学，被学者们视为当时中国高教脱离苏联体制的一个信号。

⑦“我履任校长伊始，痛感武大学科陈旧，科学研究落后，缺少学科的带头人，完全不能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需要。”刘道玉回忆。接任校长后，刘道玉在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设计了文、法、理、信、技、管的办学模式，陆续对武大的专业进行合并、新建和重建，先后恢复了法律系，新建了新闻学系、法语系、日语系、德语系、金融学系、会计学系、出版发行系、统计学系、空间物理学系等，一个新型的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逐渐形成。

⑧创建新系无异于拓荒。第一届新闻系学生要实习时，找不到北京的中央级媒体。学生们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却因为是首届，在社会上无人知晓。刘道玉问了学生的情况，说“你跟我一路上北京吧”，就带着学生一起坐火车上北京，一家一家媒体登门拜访，《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电影有关部门……介绍自己的学生们，希望对方能让学生实习。北京的这些媒体接纳实习后，学生们再去其他地方申请实习，就更容易了。

⑨“刘道玉校长总是把办学的事当作最紧要的事，一切为了学生，那时我们都觉得校长太可怜了，他实在太忙了。”曾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吴高福回忆，开新闻摄影课需要设备，而当时财政紧缺的武大非常难支款，最后是校长亲自和学校的设备处处长申报才得以解决。

（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9月，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3月28日，第五届“财经中国V论坛——人工智能：现实与图景”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在一些典型化、标准化领域，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运用，产业正处在快速扩散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差距。

南开大学原校长、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认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第一，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第二，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第三，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第四，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对于部分人士担忧人工智能发展可能造成失业，从而导致社会性问题的说法，人工智能发展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李春平表示，人类的一部分事务性劳动逐渐由机器来替代，这是不可逆转的。“这样的替代，也不纯粹是人工智能技术出现所带来的，还包括其它技术。不过，在很多领域中，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更多的是新型技术和行业如何更深度地融合。”李春平说。       

（摘编自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散专家称仍要坚持务实发展》，有删改）

材料二：

【注】e：预计的，估算的

（数据源自《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

材料三：

开源化浪潮将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争夺的主战场，而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将在服务机器人领域迎来突破。对此，东软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陈锡民表示：“到了智能化时代，想把事情往前推进，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加快信息化技术和行业的深度融合，因为大家都知道做人工智能的基础首先是最基本的大数据，数据从哪来，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怎么开放，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生态系统大家才都能运用。”

在业内专家看来，人工智能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如何更好协同在一起，形成良好的AI发展生态。其次是建立统一标准，规范大家的行为。最终还是要行业应用，行业深度融合，这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未来人工智能行业要标准化，把一些标准制定出来，这个行业会形成更大的突破。另外，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制定问题，也是行业面临的挑战。拿无人汽车来说，自动驾驶这个环节，已经涉及法律法规。一旦法律法规跟上了，人工智能的落地也会更加快速。”金山云高级副总裁、合伙人梁守星坦言。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有删改）

材料四：

韩国信息通讯技术振兴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超过350亿元人民币，发展迅猛，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已从2015年的2.8年缩短至1.9年；而韩国则原地踏步，仅由2015年的2.4年减为2.3年，已被中国反超。报告指出，韩国仅仅依托个别企业投入，政府至今尚未主导设立任何人工智能研究所，每年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投入的预算也只有1630亿韩元，仅相当于中国的2.7%。

前几日，特朗普公开挑起中美贸易战，向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总值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用于限制中国投资购买美国公司技术。此次征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限制中国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关于中美的AI竞赛，比尔•盖茨在接受CNN采访中说，虽然中国AI发展迅速，扶持力度巨大，但中国在AI方面并不能超越美国。现 Alphabet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则表示：在未来的核心技术领域，中国AI技术有望快速赶超美国，成为核心驱动力。由于美国的崛起也是源于新科技的诞生，所以，如果中国真的在AI领域超越美国，将有可能撼动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

（摘编自互联网，有删改）

材料一：

自 5G 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G 技术跟传统的 3G、4G 技术有什么区别？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 3G、4G 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 式，而 5G 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将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 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 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层累叠加，比如越来越快的处理器，越来越清晰 的屏幕，以及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这些变化一出现，便将带来革命，科技创新无疑会使 这场革命加速。2019 年将是 5G 元年，也将是 5G 竞争真正开始的一年……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表示，“人—机—物” 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 根也提醒，5G 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 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从 IG 到 5G，我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材料二：

（摘编自《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 我国 1G-5G 的发展历程

材料三：

近期，西班牙、德国、奥地利、阿联酋等多国业界相继表示，不会排斥中国企业的 5G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将向中企 5G 技术打开大门。当前，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正面临从4G 向 5G 过渡的关键时刻。5G 具有速度高、反应快、容量大等特点，有助于大幅提升沟通效 率，在与其他行业结合后，能够加速产能转换与技术创新。5G 的到来，将为社会发展和人 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

目前，在 5G 标准版本中，中国企业占有重要份额，并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车 联网等关键技术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实现 5G 商用的国家。

为了抢占先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技术进步的潮流中落后。欧洲等地区业 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排斥中国企业可能导致自身 5G 普及的速度变慢。

对于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所谓因“安全原因”而对中企采取压制的做法，业界广泛表示， 网络安全的未来应该取决于事实而非臆断和凭空指摘。欧盟委员会警告“不要在片面分析事 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摘编自《破除人为藩篱携手拥抱 5G》）

近年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文化的样态也多种多样。只有促进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才能让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借助科技的方式传播更贴近公众需求的内容，同时也给科技赋予文化方面的表达方式，推动科技更好地被公众了解、认知、掌握和运用。科技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手段、表达手法和方式，文化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舆论氛围。

科技应该成为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支撑，成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通过科技促进文化的腾飞，而文化应该是科技的重要内容，是科技向善的一种象征，也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意义所在。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弥合所谓的“两种文化”，推动“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并且通过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福祉。

美国科技史研究者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曾谈及，当自然科学和卫生科学的成果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塑造了一些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文化最后受到科学的影响怎会如此之小?如果从科技与文化关联的角度来说，其原因至少在于科技与文化之间存在的隔阂。人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收益，而忽视了它对精神层面的作用，从而也就导致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科技与文化进行深度融合，人们才能全方位地体会到科技对社会、对生活、对个人的影响，也才能真正地形成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文化和推动文化深入发展的科技。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科技的内容如何能够体现在文化之中，文化又如何为科技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通过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所提升的文化软实力，有可能给这两个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答案。科技承载着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使命，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有利于提升公众的文化自信和科技自信，从而增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增强科技创新的后劲。科技创新离不开丰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氛围，也离不开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支撑。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将带有科技感的文化融入社会公众的日常消费行为之中，同时也将更有文化内涵的科技产品输送到公众的身边，从而为科技创新“固本培元”，打牢科技创新的基础，为科技创新培育科学文化氛围。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推动科学普及的发展。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学者贝尔纳也表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且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如果把科学看作广义文化组成部分来理解，那么这种文化就需要与科技的深入融合，并且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和使用的文化产品，需要创新科普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深化科普内容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到科技发展的成果，实现科普的普惠，用科普衔接起科技与文化，通过科普推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摘编自王大鹏《用融合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迭，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

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

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枇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在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植被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且是枯死！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

（摘编自刘毓庆《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也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君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君子文化，孔子的意义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转折性的、根本性的和特殊性的。

转折性，是从孔子对于君子内涵的改变角度来说的。君子这个概念并非孔子发明的，而大体上是在社会身份和地位意义上使用，指的是那些具有崇高地位的士大夫形象。将身份君子转变为道德君子，是孔子对于君子文化的转折性意义所在。在孔子这里，作为身份意识的君子还是存在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君子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对孔子来说，君子重要的不是社会身份，而是能自觉承担道义。

由君子来承担道德的责任，是孔子对于君子形象最为根本性的改造。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君子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认为是孔子思维方式最大的成功。在孔子之前，君子就是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既然有社会地位，那就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即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其实，儒家的伦理原则也非常强调对等，儒家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讨论道德的，既然是关系，那自然是双向的、对等的。

当孔子把道德的责任置于君子之上时，就清楚地表达出了儒家道德理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层面：

在道德实现方式上，孔子或者说儒家并不是没有任何区别地要求所有人都以道德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要求，而是强调君子必须承担道义。孔子就很清楚地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君子的主导、教化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小人是需要被教化的，而君子是这种教化得以实现的关键。由此，在儒家这里，对于道德的实现，形成了一个框架设计：君子担当，小人效法，进而实现道德的良性发展。

从道德境界上来说，儒家追求的是圣人，那是最高的理想。但是，孔子为什么要更多地强调君子？因为君子虽然不是最高的道德形象，却是一个以道德为己任的现实中人。这种现实中人对于儒家道德的实现具有关键的、特殊的意义，那就是道德的理想不是不可以实现，相反它是现实可行的，就在君子这个现实的个体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在儒家这里，圣人是完满的道德形象，而君子是现实的道德形象。当道德的理想在君子身上实现的时候，孔子想告诉世人儒家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对于君子的道德内涵的确立，具有极为明显的现实指向意义。

所以，君子形象经由孔子的重新塑造，获得了转折性的、根本性的、特殊性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孔子以非常现实的方式将道德理想实现放置于君子身上。由此，这个形象得以支撑中国传统，并且内化成国人的精神价值，影响至今。

（摘编自何善蒙《孔子是怎么改造君子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