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与通人

雷海宗

⑴专家是近年来的一个流行名词，凡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希望能成专家。专家的时髦性可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学问全境就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全境的探索与追求，各门各科不过是由各种不同的方向与立场去研究全部的宇宙人生而已。政治学由政治活动方面去观察人类的全部生活，经济学由经济活动方面去观察人类的全部生活。但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各种自然科学对于宇宙的分析，也只有方法与立场的不同，对象都是同一的大自然界。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死抱一隅之见的人。如牛顿或达尔文，不只精通物理学或生物学，他们各对当时的一切学术都有兴趣，都有运用自如的理解力。他们虽无哲学家之名，却有哲学家之实。他们是专家，但又超过专家；他是通人。这一点总是为今日的一些专家或希望作专家的人所忽略。

⑵假定某人为考据专家，对某科的某一部分都能详述原委，作一篇考证文字，足注能超出正文两三倍；但对今日政治经济社会的局面完全隔阂，或只有幼稚的观感，对今日科学界的大概情形一概不知，对于历史文化的整个发展丝毫不感兴趣。这样一个人，只能称为考据匠，若恭维一句，也不过是“专家”而已。又如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一个人，可被社会崇拜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他的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

⑶再进一步。今日学术的专门化，并不限于科门之间，一科之内往往又分化为许多的细目，各有专家。例如一个普通所谓历史专家，必须为经济史专家，或汉史专家，甚或某一时代的经济史专家，或汉代某一小段的专家。太专之后，不只对史学以外的学问不感兴味，即对所专以外的史学部分也渐疏远，甚至不能了解。此种人或可称为历史专家，但不能算为历史家。片段的研究无论如何重要，对历史若真欲明了，却非注意全局不可。

⑷今日学术界所忘记的，就是一个人除作专家外，也要作“人”，并且必须作“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我们时常见到喜欢说话的专家，会发出非常幼稚的议论。这就是因为他们只是专家，而不是通人，一离本门，立刻就要迷路。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若一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

⑸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     ）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抗战其间，各部门都感到人才的缺乏。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⑹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其难真是有如登天。今日各种的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时会也可谓空前；生今之世，而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因为人力之有限，每人或者不免要各据一井去活动，但我们不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大公报》（重庆版）1940年2月4日“星期论文”专栏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指导庞大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不仅有儒家的“德政”，也有法家的“法治”。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了成文法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历经秦律、汉律、唐律及至明清律例，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石，帮助国家维护长治久安。在古代那样一个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中国能够有效治理非常广袤的地域，成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威力能够触及社会基层，法家思想和成文法系统功不可没。比较法家产生同时期的其他人类文明，他们的国家形态许多还是城邦、城邦联盟、贵族联合等，不能不说法家的“法治”思想在那个年代展现出独有的智慧。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

李娟

外婆有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吐舌头。通常这一动作会出现在做了错事之后。而她做了错事通常会先掖着瞒着，如打碎了糖罐子，就悄悄把碎片扫一扫，剩糖撮一撮，换个一模一样的罐子装了原样摆着。直到你问她：糖为什么突然少了半罐子？她就吐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

金鱼死后，鱼缸一直空在那里，空了很久。有一天却发现鱼缸有些不对劲，似乎缩小了许多，端起来左看右看，没错，是瘦了两三寸。逮住外婆一问，果然，是她老人家打碎后又悄悄去市场买回一个。大约是原样大小的有些贵了，便买了小一号的，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当然，被揭穿了，也只吐了一下舌头而已。

吐舌头的外婆，飞快地把舌头吐一下，“对不起”和“气死你”两种意味水乳交融。而且又吐得那么快，一转眼就神情如故，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休想让她为做错的事情多愧疚一丝一毫。

然后又想到外婆的竹林。老家不是我的老家，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想到外婆正是在那里的一间老瓦房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就觉得那实在是一个无比温柔之处。老屋前前后后种着重重竹林，我从坡上下来，一走进竹林，就听到外婆在塌了半边的老屋门口和一群乡下女子说笑。她手持长长的竹竿（后来她用这竹竿为我从桔子树上捅下了许多鲜艳的桔子），站在那里大声揶揄其中一个女邻居，好像是在模仿她夫妻俩之间的什么事，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那女人又急又气，抡起巨大的竹扫帚挥打外婆的屁股。我站在半坡竹林里看了一会。当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是否也给过她这样的快乐？那年她八十多岁了，已经离开了我们两年，独自回到乡下的旧居，在仅剩的半间老屋里生活。

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我从上往下看到旧屋天井里的青石台阶，看到一根竹管从后山伸向屋檐下的石槽，细细的清泉注满了石槽。世界似乎一开始就如此古老。

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老在老家的坟山里。她孤零零地被埋在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她孤独的、意志坚决的一生仍不曾结束，好像她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

之前两天，我急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只差了十个钟头。接到噩耗后，我仍然坐在夜班车上继续往家赶，往已经死去了的外婆身边赶。我知道她还在等我。我不能勘破生死，但也能渐渐明白死亡的并不可怕。死亡不是断然的中止，而是对另外一场旅行的试探吧？外婆死前有那么多的强烈的意愿，她挣扎着要活，什么也不愿放弃，挂念着这挂念着那的。然而一旦落气，面容那么安和、轻松。像刚吐完舌头，刚满 不在乎地承认了一个错误。

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苕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捎一只滚烫的红糖馅锅盔……那时我都上六年级了，六年级班设在六楼。八十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一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书声朗朗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啊爬啊，最后终于出 现在六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宽广的安静感……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之中，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澄明懂事起来。今天的我，似乎达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 勇敢状态，又似乎以后还会更加勇敢。

又想起那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最后才找到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

外婆你不要再想我了，你忘记我吧！忘记这一生里发生过的一切，忘记竹林，忘记小学校的六楼。吐一吐舌头，继续你绵绵无期的命运。外婆，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你常常对我说，娟啊，其实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不生孩子也是可以的。你不要受那些罪了。你妈妈不晓得这些，我晓得的……外婆，现在我才渐渐有些明白了你的意思，虽然我现在还是一团混沌，无可言说，无从解脱。但能想像得到，若自己也能活到九十八岁，仍然清清静静、了无牵挂，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生命负了一场责。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

（有删改）

材料一

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47 亿人、2亿人、2.45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8%，覆盖人口超13.5亿。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褒奖中国“在社会保障扩面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什么要颁给中国？协会秘书长康克乐伍斯基用两个百分比做了形象的解释，“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社保覆盖面只有50%，算上中国就达到61%。”

中国为什么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仅仅因为中国人多吗？

材料二

从企业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从企业单一责任到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责任共担，从城镇到农村，从城镇职工到城乡居民，我国社会保障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逐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保障覆盖群体较小，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还不能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保障水平也从过去基于免除生存危机的“雪中送炭”式，提高到了保障所有人基本生活的“适度保障”水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制度模式与实践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但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通过社会保障来保障与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并不断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意志。

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才使得社会保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性安排，托起亿万群众“稳稳的幸福”。

材料三

在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看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名列前茅，为社保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经济发展的“速度”，夯实了社保基金的“厚度”。

【注】五项社会保险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持续15年不间断，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充分显示政府惠民的承诺不是摆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做到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社会部主任白天亮说。“因为有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如愿采取有力且有效的社保行动。”郑功成说。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我国社保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金保工程”建设，“互联网＋人社”行动计划实施，有力推动了社保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老百姓办社保容易了，社保体系建设加速扩展。

材料四

70年前，苏联的劳动保险经验为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大量借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和官员走出国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研……

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独一无二，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提供有效社会保障的道路，只能靠我们自己。

利用公共财政实现社会保障兜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强有力地覆盖最广大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自2008年以来，我国大规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数千万贫困农民告别破旧的泥草房、土坯房，住上了基本安全房。让百姓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中国一直在探索有着鲜明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如郑功成所言，政府动用公共投入为职工之外的居民提供普享的基础养老金，并补贴低收入困难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才能快速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并实现老年人人人享有养老金的目标；政府为职工之外的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医疗保险筹资规模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政补贴，才能使全民医保的目标快速变成现实……

正是通过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成了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发展速度最快、覆盖人口规模最大、保障水平提升幅度最多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为何能建成全球最大的社保网络？》人民网)

材料一

“丹东一号”是位于辽宁丹东的黄海海域一艘沉船残骸的名字。2014年，它被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调查队发现，体量大约1600吨。后来，它被确定为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军舰，其特征与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军舰的特征相符。考古队按沉船所在海域位置，将其命名为“丹东一号”。

从2014年开始，考古队先后在水下发现了加特林机关枪、鱼雷引信和方形舷窗等文物，但要证明“丹东一号”就是“致远舰”，仍然缺少一件直接的证物。2015年9月，考古队在沉船遗址西南方发现了一块瓷片。经过测量、记录，他们在探方内向下挖了约60厘米深，提取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瓷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瓷片带回水面，开始尝试拼合。

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瓷盘慢慢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印花颜色已经消褪，但文字痕迹依然清晰。瓷盘的正中可见一个圆形的舰徽，中央写有中文篆体字“致远”，周围则是英文字母，翻译成中文就是“致远，大清帝国海军”。这是当年“致远舰”船员使用的餐盘。

其后，在一个进行抽沙澄净的探方内，队员们又发现了一架已断为两截的单筒望远镜。在铜质镜筒上发现了一行用花体英文字母镌刻的字样——ChinKinKwai——“致远舰”帮带大副陈金揆的英文名，表明这是属于陈金揆个人的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件进一步证明“致远舰”身份的有力物证。帮带大副陈金揆是这艘舰上仅次于管带邓世昌的高级军官，从加入北洋海军至英勇牺牲，他与“致远舰”相伴了整整七年。而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四艘军舰战沉，“致远舰”200余人壮烈殉国，仅7人幸存。

材料二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致远舰”沉没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未有定论。据水下考古发现，埋于泥下的舰体保存完整，未见舰体外侧有大范围的开裂或大洞。如果“致远舰”遭受过鱼雷攻击，那么在吃水线以下接近龙骨的地方会形成很明显的破损痕迹，甚至舰体断裂。而检索与此役相关的日方史料，日军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任何发射鱼雷的记录。

另外，大部分史料都没有记载“致远舰”在沉没前曾发生过大爆炸。出水文物中还发现了152毫米炮弹、鱼雷引信在内的许多种未爆弹药，所以“致远舰”弹药用尽、冲击日方舰船的说法也很难成立。

依据现存资料，“致远舰”的沉没非常突然，没有明显的征兆。专家猜测，当日方炮弹击中“致远舰”侧面水线以下部位，会造成大量进水，海水通过甲板上的竖井迅速蔓延至其他舱室，舰体才会突然下沉。同时该舰上层被炮火击中，起火燃烧，且火势凶猛。水下考古发现舰体绝大部分区域都有火烧痕迹，很多地方被烧得只剩下金属部件。“致远舰”极有可能是在火灾和进水的共同作用下突然沉没的。

材料三

在“致远舰”之前，中国水下考古调查的多是海外贸易用的木质风帆船，对以蒸汽为动力、钢结构材质的大型战舰进行调查发掘，属于一个全新的领域。“致远舰”在海水中沉睡了120多年，一旦出水后遇到空气，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很快被锈蚀破坏。另外，经历过百年的自然侵蚀和战后的破坏性打捞，舰体结构极为脆弱，整体打捞可能会导致船体散架。

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致远舰”在原始环境中的研究价值，要远大于在博物馆中供游客观看的价值。甲午海战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钢铁战舰之间的交锋，“致远舰”沉船无疑将为中国海战史，乃至世界海军史研究提供新鲜的一手资料。从日俄战争中遍布黄渤海的沉舰，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日沉舰，在中国境内沉没的战舰还有多艘，希望针对“致远舰"的水下考古能够积累经验，为沉船考古调查提供可以借鉴的范例，让中国近代沉舰的发掘与保护工作踏踏实实地开展起来。

（摘编自《中国国家地理》2018年11期）

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望岳》可谓宏大，《客至》《见萤火》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皇帝大臣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古柏、新松，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媚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应有王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魂”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乏时代风骨，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建构新时代的诗歌风骨。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能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材料三：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的“变”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忧国恤民的诗作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是优秀的新诗作品必须尊重的“常”。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以为新诗没有艺术标准，无限自由，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说法。凡艺术皆有限制，皆有法则。歌德在《自由和艺术》说：“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审美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从古朴典雅的《诗经》和汪洋恣肆的《离骚》开始，乐府诗、绝句、律诗、词曲都离不开和音乐的联姻。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材料一：

大家都寄希望于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居家养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秦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会对居家养老带来很大帮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大数据和智慧健康，可以把老人的血压等数据传到“云”上，也可以把过去的病历放到“云”上，通过网络，医生可以及时为居家养老的老人们提供健康建议。第二个方面是服务机器人，比如智能看护，会知道老人是否摔倒了，有无异常情况。第三个方面是可穿戴设备，在大家比较熟悉的手环、手表之外，还有很多更先进的设备，比如血糖仪有自主学习功能，可以实现实时监控血糖；人工的电子化神经元、海马体，将来对一些老年人改善生活质量有很大帮助，像帮助瘫痪老人驾驶轮椅，这些将来都可以做到。最后一个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帮助我们在智慧家居方面改善养老的生活质量。现在的家用电器，开冰箱、用微波炉，对年轻人来说没问题，但如果是得了帕金森症的老人呢？将来智能家居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可以通过很多传感器实时监测老人状况。

（摘编自《人工智能结合居家养老潜力大》，《扬子晚报网》2019年3月10日）

材料二：

依托问诊系统，足不出户就能为老人远程看病；无需繁琐操作，老人躺着就能享受洗澡机自动淋浴；穿戴式护理机器人自动识别并清洁老人大小便；24小时运作的智能生命体征监测系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状况并及时报警……

在本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简称“SlC老博会”）上，参展的养老产品科技感十足，新技术、新应用亮眼吸睛。据了解，仅“养老智能化”展区即汇聚30余家智能化企业参展，展示产品中不乏养老院呼叫系统、养老陪护机器人等“黑科技”产品。

“SIC老博会并非简单的‘橱窗展览’。”SIC老博会汇聚展示养老全产业链的先进产品、模式、技术，同时通过产品展示助推上下游企业交流、合作，既整合各方资源，又推动产学研等环节衔接，为养老产业持续创新发展提供动力。

（摘编自《发展智能养老做大银发经济》，《人民日报》2019年10月31日）

材料三：

机器人目前还处于兴起阶段，大多数家庭无法负担其高昂的价格。例如，Telenoid机器人的零售价为8700美元，租金为每月435美元。日本政府正在考虑雇佣机器人能否适用于公共保险，这项决定对未来想要雇用机器人护理老人的家庭至关重要。此外，像Robear这样的大型机器人可能不适合小型公寓；而且Robear近期还出现了一个短路问题，让它无法正常工作，这些也是选择护理型机器人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由于机器人没有感情，所有判断都出于大数据下的支持而来，无法像人类一样有情感亦或直觉，但大多数老人在生命的尾声阶段往往最看重与人情感上的交流，这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完成的工作区域。同时，无法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人类，不久以后我们也必须得到人工智能的帮助，如何让老人在生活时不排斥使用人工智能，以及如何协调照护工作者与人工智能间的工作比例，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和研究。

（摘编自《人工智能与养老结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智能养老瞭望》2018年9月16日）

【材料一】9月16曰，参加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的代表在蒙蒙细雨中考察一路，讨论一路。“搬迁的资金从哪里来？”“这么多群众搬走了，有安置的土地吗？”“搬出来之后，如何发展产业增收？”这些问题是代表们提得最多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易地扶贫搬迁最核心的三个问题。

地从哪出？

青海省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会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土地指标进行置换，然后再对迁出地宅基地复耕平整，耕地和居住地两不误。进城安置是另一个选择。广西将部分贫困户集中安置到县城建起10多层高楼供搬迁户统一居住。“贵州搬迁的主要方式是进城安置。”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应政介绍，受条件限制，贵州耕地资源稀缺，如果只是搬迁到相邻地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会有根本性变化。进城安置不仅解决搬迁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现在盖房若干年后没人住的问题。

钱从哪来？

去年，巴中将4500亩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给成都高新区，筹集逾13亿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河南也创新开展宅基地复垦券交易，将建档立卡搬迁贫困户和同步搬迁户宅基地拆旧复垦后的结余指标在省域内公开竟价交易。“已拍卖两批9291亩，筹集资金27.87亿元，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现贫困地区土地价值最大化。”河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

人往哪去？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根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脱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2017年9月18曰《四川日报》）

【材料二】云南：2017年实现29个贫困县摘帽100万人脱贫2017年云南省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就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提出的年度目标任务展开工作。先后出台29项配套政策文件、行动计划，行业扶贫政策措施逐步落地。在迪庆、怒江以及“镇弈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实施14年免费教育对于我省脱贫攻坚工作仍然面临起点低，底子薄，发展不充分、不全面、不协调等挑战的现状，《政府工作报告》表明，2017年云南计划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好全面脱贫攻坚战。大方向上，统筹推进“五个一批”，实现29个贫困县摘帽、1100个贫困村出列、100万贫困人口脱贫各州市也列出了重点工作要求，例如昆明把脱贫攻坚工程列入了本年度十大惠民实事中。大理把扶残助残工程当作年度十件大事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省设立了总规模1152亿元的云南浦发扶贫投资发展基金，支持11个州市贫困乡村脱贫出列，大理、曲靖等州市因此受惠。

（2017年4月17日《云南信息报》）

【材料三】曲靖会泽易地扶贫搬迁起成效贫困户建房无负担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董兴淮介绍：“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了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芧”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

材料一：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2007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持续下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

但2003年以来，中国消费率一直在50%一60%之间，2010年最低为49.3%，近几年始终没有突破56%。中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中国周边在文化和消费观念上与我们接近的亚洲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对比人均GDP水平与我国相近的国家，中国消费率也是偏低的。这背后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下降。根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住户部门通过初次分配获得的总收入和通过再分配获得的总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是呈现走低的趋势。同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

我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结构调整和加快发展来应对上述趋势性变化，促进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增长。

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提高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可以改善劳动市场价格扭曲，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劳动者的报酬会得到提高。但是，提高工资收入不应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唯一途径。如果工资上涨快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过快，这对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不利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扩大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和就业机会，法律和政策上允许劳动者通过合法兼职或拥有第二第三职业等途径来增加报酬。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扩大居民的资产选择范围和投资渠道，增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贯彻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原则，在再分配过程中贯彻公平公正原则。

（摘编自方福前《以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

材料二：

近日来，社会各界对“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情况给予了极大关注。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内收入分配领域的著名专家李实教授接受了经济日报社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怎么理解“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1000元”？

李实：对于近期网上热议的情况，作为长期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的学者，我也很关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快速增长，但确实存在为数不少的低收入居民。

据有关数据推算，全国大约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相当于6亿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2000元左右。怎么理解这一情况，我想关键需要把握这部分居民的收入有高有低。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是对6亿人这个群体总体而言的，这就意味着6亿人中有收入高于1000元的，也有低于1000元的，并不是这6亿人的月收入都低于1000元或都高于1000元。但不管怎样，这充分说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较为明显，14亿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居民收入仍需要提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十分重要，任重而道远。

记者：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这6亿人大体是什么构成？

李实：从构成情况看，这6亿人不仅包括在就业、有收入的人口，也包括无就业、无收入的人口，如幼儿、中小学生等被抚养人口。这就证明，这6亿人中会有一部分居民月收入要比1000元高一些甚至高出相当幅度，也会有一部分人月收入要比1000元低一些甚至低出相当幅度。在利用这一数据时，认清这一群体的人口构成对正确认识数据反映的现象十分重要。

记者：您对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还有什么建议？

李实：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国家高度重视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我们相信，随着“六稳”“六保”任务的落实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居民收入仍将会保持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仍将会不断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材料一：

时下热播的、由作家猫腻网络小说《庆余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引发全网热议。除了改编尊重原著、表演到位、制作精良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原著将千百年的中华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展现在众人眼前，用文化的力量引发读者深深的情感共鸣。有些精彩篇章，如庄墨韩与范闲“朝堂斗诗”的情节，直接取用古代诗词的精粹制造故事爽点，在弘扬传统文化之美上有着“点穴”之功。

近年出现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都注意汲取传统文化营养，让民族文化精髓成为这些作品的价值基因。入选“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的《诛仙》是一部东方玄幻仙侠小说，作家以道家文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为基本立意，采用蕴含东方文化神韵的故事来架构。在人物描写、氛围营造和语言表达上，《诛仙》吸收和化用了《山海经》等古代文化典籍元素。作者在创作中又受到《蜀山奇侠传》《鹿鼎记》等现代仙侠武侠小说影响，将其神韵融入作品血脉，使《诛仙》对传统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和艺术阐释。

网络文学创作实践一再表明，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网络作品的艺术魅力，让民族文化中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融为文学的“精神血脉”，网络文学作品才能传承民族精神，构建与人民大众情感共鸣、与时代价值共振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欧阳友权《传统文化是网络文学的“精神血脉”》）

材料二:

近年来，网络文学持续高产，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持续深耕，日益向着精细化、多方位、纵深化发展。日渐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学，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大众文学。

中国网络文学自诞生起便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厚渊源，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发轫时就模仿经典或戏仿名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一些早期作者，在文学经典指引下，一步步走进网络文学园地。

通过化用和改造的方式致敬经典作品，是网络文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莲青漪的《狼毫小笔》，模仿唐诗宋词情韵兼备，描绘名胜古迹形神俱足，演绎历史传说袭故弥新，广受读者喜爱。

还原和再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境，也是网络文学的典型创作模式。纵观当红的网络文学作品，如《琅琊榜》《鹤唳华亭》等，往往营造一种古雅和精致的意境，表现出对民族审美传统和优秀传统美德的认同和追慕。这些作品的成功固然各有原因，但有一点大致相同，那就是原作者大多是酷爱古典文学之人，他们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宋诗词中经典意境的巧妙借用和转化，让雅好此道的读者对其作品爱不释手。

许多网络作家想方设法吸收优秀传统文学创作经验，希望能够更为生动形象、更具中国风格地表现当下中国人的处世方式、生活理念、美学追求，希望能更充分展现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更广泛凝聚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存经验、生活智慧，更深刻容纳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基因。在这些方面，网络文学拥有观念后来居上和技术上弯道超车的优势。可以说，网络文学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已经从写作技巧和语言修辞等相对表浅的层面，朝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内里更为纵深地开掘。例如，在众多网络文学作品中，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得以更充分、更精彩、更接近青年读者阅读心理的阐发与呈现。

网络文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还在于其数量的庞大和产业转化的日益成熟，这使其在传播上具有巨大优势。网络文学出现以来，新媒介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在文学生产与消费领域得到充分发挥，使文学创作、作品传播和阅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给传统文学造成巨大冲击和强烈影响，网络文学在表现方式、语言形态、创作手段、审美元素、评论手段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文学有所不同，扩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给传统文学注入新活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也是其重要贡献。

摘编自陈定家《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文学开掘宝贵资源打造精品力作》）

材料三：

中华悠久的历史给网络小说丰富的历史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各个历史朝代都被网络小说当作背景进行“演义”。《明朝那些事儿》尊重历史事实，以现代人的情感讲述明朝故事，在人情事理的基础上还原历史。《后宫·甄嬛传》《芈月传》等小说，或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展开飞驰的想象，或虚构一段模糊的历史，演绎中国式的人情事理与中国智慧，在想象的故事中以中国人当下的社会视角来表达情感，让读者从中获得愉悦和启悟。

网络文学在作品的文化意蕴、虚拟世界的想象力、人物形象的精气神、作品的类型风格等方面，表达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立场。那些优秀网络作家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于精彩的故事中，以艺术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网络作家们应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以现代观念重新观照传统文化。如《木兰无长兄》向《木兰诗》致敬，《将夜》中的夫子及其弟子，保持着精神的独立，又有强烈的家国责任意识。但我们也应看到，网络小说中不乏后宫争宠、厚黑学、封建迷信等文化糟粕，如梦入神机的小说《佛本是道》蕴含着“生命如同蝼蚁”的观念，跳舞的小说弘扬“丛林法则”等。这样的创作动向值得警惕、并亟待及时纠偏。

（摘编自周志雄《网络文学如何传承中华文化》）

材料一：

“搬到了城里，日子过得好，三年里我胖了20多斤！”一谈起搬迁后的新生活，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赵家洼村的脱贫户曹六仁就乐得合不拢嘴。赵家洼村是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深度贫困村，村里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在岢岚县启动赵家洼村整体搬迁之前，曹六仁和老伴一直住着破旧的老房子，守着几亩薄地，“走出大山”是他俩最大的心愿。2017年9月22日，包括曹六仁在内的赵家洼村6户21名村民到岢岚县城里的广惠园移民新区“拎包入住”。在这个占地700多亩、可以容纳2万多人的小区里，学校、幼儿园、医院、休闲小广场应有尽有。“房子干净又亮堂，出门就有小商场，盼了大半辈子，终于过上好日子！”

（山西学习平台曹阳）

材料二：

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

图表数据贫困人口（万人）

分三大区域看，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减少。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147万人，比上年减少153万人；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597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916万人，比上年减少718万人。

分省看，2018年各省农村贫困发生率普遍下降至6%以下。其中，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3%及以下的省份有23个，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青海、宁夏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239万人。截至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主要有3类。

第一类是直接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的问题。比如，脱贫标准把握不精准，有的降低标准，没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就宣布脱贫，更多是拔高标准，像易地搬迁面积超标准、看病不花钱、上什么学都免费等，脱离国情不可持续。再比如，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依然艰巨，“三区三州”仍有17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国现有贫困人口的12.5%，贫困发生率8.2%。全国还有98个县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59.6万人，占全国的26%，贫困发生率比全国高出13.3个百分点，是难中之难、坚中之坚。还比如，“三保障”工作不扎实，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现在，全国贫困人口中14%需要解决“三保障”问题。还有，脱贫摘帽后工作放松，有的摘帽县出现撤摊子、甩包袱、歇歇脚的情况，有的摘帽县不是把精力物力用在巩固成果上，而是庆功搞铺张浪费。

第二类是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比如，脱贫攻坚责任不落实、政策不落实、工作不落实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数字脱贫、虚假脱贫问题，以及贪占挪用扶贫资金等问题。

第三类是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问题。比如，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乏力，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陈规陋习难改等。对这些问题，要分清轻重缓急、妥善解决，必须解决且有能力解决的要抓紧解决，不能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有的问题是长期性的，攻坚期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要有总体安排，创造条件分阶段逐步解决。

（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