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如《礼记》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更是成为各自时代特有的艺术符号，形成了一条反映中国文化创新前行的审美曲线。任何国家的富强，都需要优秀文化提供相应的精神引领与智力支持。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为主导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和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只有立足传统，才能不忘民族之魂：只有拥抱未来，才能适应时代之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智慧之源，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长青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要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用新的体验与知识找回、激活、重组个体身上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再次获得生机与活力。平昌冬奥会的“北京8分钟" ，以现代思维和手法，运用智能科技完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凤凰展翅、龙凤呈祥、梅花、长城、中国结等。通过“北京8分钟"，我们不仅看到了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传统文化是创新的不竭源泉，继承传统又不拘泥沿袭，才能超越传统，独辟蹊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文化创造应当高度关注和反映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建设成就，以广大人民投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为表现对象，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新颖的文艺作品。

中国当代文化创造不但要出精品、出品牌，还要出思潮、出流派，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艺术思潮和设计流派。现代以来，欧美产生了一批明显有别于古典艺术传统的现代艺术国际大师，如毕加索、马蒂斯等，以全新视角和艺术手法观察表现世界，对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中国艺术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家，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延续着中国绘画传统。在超越传统的现当代艺术方面，我们还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大师。因此，文化创造不能仅仅将思维和视野局限在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上，而是要超越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维闳限，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未知世界和宇宙空间的想象与叙事，创造出了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构成东方神话故事特有的审美体系，与希腊神话遥相呼应;但在现代科幻文艺方面我们却不尽如人意，除了《三体》，我国目前鲜有优秀科幻文艺作品能跻身全球文化市场。科幻文艺是依据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的文化创造，比神话传说更具有科学精神。在科幻文艺创作方面，培育民族的科学意识，大胆放飞想象的翅膀，是进行文化创新的一个可行路径。

文化创新的三个向度是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是单纯对传统与现代融合向度的拓展与完善，更能体现文化发展的当代特性与走向，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全方位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摘编自管宁《(文化创新的“术"与“道”》)

父亲的眼光

艾克拜尔·米吉提^【注】

①我的父亲虽然哈萨克语、俄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样样精通，而且，作为旧时的医科毕业生，对拉丁文也有探究，因为所有的西药必须有拉丁文药名，当时他开处方都是用拉丁文。但是，十分遗憾，唯一让他搞不懂的是汉文。他认为汉文笔画复杂繁多，读音奇异，读出音来却又并不代表意义，还要搞明白是哪个字，其字义是什么，否则，光听口说，你永远也别想搞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常常这样抱怨，太复杂了，连他们自己都要问：你说的是哪个字？真是奇怪！周总理说了，汉字将来要走拉丁化方向，我到那会儿再学汉语也来得及。但是，当我长到入学年龄时，父亲开始了一场艰难的抉择。他把我接到城里，说要送我上学。他说得很清楚：你应当学一门大的语种，哈萨克语你已经会讲了，要上学，你就去学一种大的语言，只有掌握了大的语言才能和世界交流。我对他的这些说法，懵懵懂懂，压根就没听明白。其实我对离开爷爷奶奶进城这件事心里一百个不情愿。

②起初，父亲想让我学俄语。他说，俄罗斯语言是伟大的，列宁的十月革命就发生在这里，二次大战是苏联人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他们的卫星上天了，了不起。就把我带到伊宁市斯大林学校报名，没想到他的愿望与现实碰壁了。人家说，你得是苏联公民或是苏联侨民，才能录取。我父亲摇了摇头，说我们都不是，我们是中国公民。于是带我回来。

③到家了，他和母亲嘀咕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楚，但结果我却是明白了。父亲执意要让我学大的语种，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去汉语学校报名。不过，当时父亲的汉语极差，他怕说不清楚，要让母亲陪着我们一起去。说来母亲的汉语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有水平的。她也没有正经八百地上过汉语学校，但是，她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正是这段特殊经历，让她学会了汉语口语，并掌握了一些汉字。那就是______—______年期间，她在______岁时作为新疆牧区代表团成员到内地访问一年多，在北京还受到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总理等老一辈领袖们的接见，还有幸和他们合过影。年轻的她在这一年多时间的访问期间，居然学会了汉语。当时在汉语方面，母亲做父亲的老师，的确绰绰有余。当然，母亲作为后学医生，是我父亲的学生，这一点也毫无疑问。

④当天下午，我的父亲母亲便带着我来到了在我家住所卫生学校后面的第十五小学，这是当年伊宁市仅有的几所汉语学校之一。学校里很安静，校舍齐整、初具规模。在招生登记处，负责招生的人说还没怎么招过少数民族学生，建议我们去少数民族学校报名。鉴于我父亲坚决的态度，他们说，那这样吧，起码得有一点汉语基础才行，不然没法与老师和同学沟通。于是，他们同意对我进行简单的口试。两位校方的人把我们一家三人带进一间办公室，对我进行口试。他们指着公鸡的图片问我，这是什么。我并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是母亲在一旁给我作了翻译。我用哈萨克语答道：Khoraz(公鸡)。当时心里不免有些厌烦，对进城上学这件事本来就抵触，没想到考试居然是这等无聊，竟然拿着公鸡的图片让我指认。他们又提问了。母亲翻译过来说，你用汉语从一数到十。这个我当然不会，很无奈地望了望母亲。他们指着墙上的几幅照片问我。母亲翻译道，墙上那几位领袖照片是谁。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位。我说，毛主席。其他一概认不出来。很久以后，父母亲说起那天的情景都要笑。其余几位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当时，校方两位就摇头，说这孩子没有一点汉语基础，没法收下。我的父母几乎是央求校方了。母亲表示今天回去就教会孩子几句，明天过来接受考试肯定能通过。校方两位总算是点了点头。我对汉语的学习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⑤回到家里，母亲就教我从一数到十，然后教了一些图片名称，又让我认几位领袖像。第二天一大早父母带我去学校赶考。还是昨天那两位对我提问。他们让我从一数到十，我的脑子忽然一片空白。我努力想了想，才从一数到了五，公鸡说得清了，国旗会说了。奇怪的是，领袖像我还是只说出了毛主席，其他几位依然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对人名的记忆方式变了，第一次接触汉名汉姓，我就是记不住。校方两位似乎对我比昨天要满意一些。母亲一再表示每天回家她亲自教我，父亲也当场向校方宣称他也会跟着我一起学汉语。校方总算收下我了。此后，我在班里过了三个月的“哑巴期”，只会用善意的眼神与同学们交流。直到三个月后，才能开口用汉语与同学们说话了。此时我才搞清，我是在一年级乙班。

⑥我的父亲果然从我入学开始自学汉语。他说，看来汉语走拉丁化方向的事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再难也罢，还是得学。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能对汉族学员班用汉语教授内科学了。而我一路走来，与汉语汉文结下了一生之缘。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依然为父亲长远的眼光感到自豪。

文艺是社会审美最高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作家、艺术家是全社会的审美导师。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既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又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作家、艺术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双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

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 典》。此后，诸多典籍如《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

“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正得失，动天地”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家国之志。

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 然——自然而然。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诗人徐迟请毛泽东同志题字，并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怎样做诗。毛泽东同志题写了“诗言志”三字。这“志”即家国之志。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与“寄”的统一即是情与理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具体来说，是六朝的绮靡之风。这股绮靡之风，有“兴”而无“寄”。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明确表示：“常恐逶逦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陈子昂援引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理论，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既善，又美！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唐朝初年，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提出“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所谓“释实求华，以人从欲”，就是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当今的“过娱”，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宠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打着美学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是在糟蹋美学。凡此种种，都是在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劲呐喊，为新时代新生活新事业写真创美。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用“意境”这个词。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意境，许多人并不清楚，常常把“意境”和“意象”混为一谈，认为意境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另一个概念，就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因此任何艺术作品都应该情景交融。但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半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定性。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物理的世界，而且是一个有生命的世界，一个有意味的世界。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对待这个世界上有区别。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开头就指出：兰亭给人的美感，主要不在于亭子本身的美，而是在于它可以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就引发了一种人生感：宇宙无限，人生有限。王勃的《滕王阁序》开头也描写了滕王阁建筑的美，但是接下去就说，滕王阁给人的美感，主要不在于建筑本身，而在于它可以使人看到一个无限广大的空间和无限壮丽的景色。在这种空间的美感中，包含了一种对于人生和历史的感叹。从有限的时空进入无限的时空，从而引发一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

王夫之比较过杜甫和王维的诗。他认为别人写诗都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诗“工”，王维诗“妙”。，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论姜夔，说他格调很高，但没有意境。姜夔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音乐家。他的曲谱一直保存到今天，曲调雍容华贵，听起来很有韵味。但是它只局限于抒发生活中一个具体情景的韵味，而不能使人感到整个人生的某种意味。

当然，中国有很多古代音乐作品很有意境。苏东坡《前赤壁赋》描写朋友中有人吹起了洞箫，“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这个洞箫的乐声中，寄托了他这位朋友对整个人生的感受。

因此，有“意境”是一种很高的艺术追求，值得我们去玩味。

（节选自叶朗《胸中之竹》，有删改）

美学、艺术与宗教

①北京天坛象征天，颜色是蓝的，形状是圆的，人到了天坛祭天时，人感到天的至高无上，人在天坛下，只能翘首仰望，天显得高不可攀。祭天的仪式只能由皇帝主持，只有皇帝才能与天发生关系，老百姓根本没有资格祭天。这是中国儒教的政教合一的一种表现。宗教利用艺术让人们接受宗教神学观点，通过图像说明宗教的真理。艺术作品以物质作为媒介、手段，表达宗教最高的理想。宗教用的媒介有声音、色调、线条、建筑材料、语言等，各种媒介表达人们的观念、祈求，也就是表达宗教所提倡的“意向”。

②以音乐为例，各种宗教音乐不一样，基督教颂神诗与佛教的佛曲不一样，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都是表达对信仰对象赞叹、仰慕的感情，都表达一种要求得到外来强大力量拯救苦难的心情。宗教建筑的色调、线条也如此。大的宗教建筑，天幕的颜色都较庄重，摒弃华丽的颜色。寺庙建筑也是尽量的高大宏伟，使瞻仰者站在建筑物前感到自己的渺小。从这不难看出，宗教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即宗教利用形象表达宗教的抽象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用有形来表达无形，以种种方式，通过视觉、听觉施以宗教建筑、音乐的刺激，引起敬慕之感。对神的崇拜，也就是对自己的缩小，一方面夸大崇拜对象，一方面缩小自己。不管什么宗教都要使人感到在神面前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不管什么宗教都要证明人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只有神的权力是无限的，是永恒的。这些可以用哲学、文学来表示，也可用艺术表示。

③在许多社会未知数面前，宗教在社会上还起作用。比如宗教画的圣母像，表现圣洁、慈祥。因为在到处充满争斗、竞争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残酷而紧张，宗教宣传它那里有真正的同情和怜悯。塑造佛像面貌多表现为慈祥，用来反衬人世间的冷酷，给苦难者以精神上的满足。这是俘虏信徒的一种手法。从高大的佛塑像的头部挂一条垂直线到地面，可以发现佛像并不是垂直的，而是全身微向前倾斜。这并不是塑造者技术上的失误，恰恰表示塑造者的匠心，它可以使朝拜者产生佛像与朝拜者亲近的印象。这是以艺术形象表示宗教意图。从这可以看出，宗教艺术的作用不能仅仅看作美的形象。研究宗教，要时刻想到它的社会性，忘掉这一点就会忘掉宗教之所以为宗教这一主要性质。

④宗教音乐，一般不激烈、不刺激，节奏缓和，无很高的高音，也无很低的低音。这种音乐可以收到较好的宗教效果。信徒们从闹嚷嚷的世俗生活中，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清静、安谧、肃穆的境界，暂时摆脱了紧张、喧闹，享受一下缓和松散的气氛，使内心得到调整。

⑤在中国，封建社会要维持它的存在，维持阶级的统治，必须有一整套上层建筑，从各个领域共同维护纲常名教，忠君忠国、孝顺父母，儒教、佛教、道教都一样，通过文学、艺术、音乐为一个共同的封建社会服务。

（选自《天人之际》有删改）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不过，在对我国古代法乃至中华法系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一些误读。比如，一些研究我国古代法律史的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法是一种“律令体制”，即把我国古代法归纳为“律”和“令”两种法典形式。“律”“令”都属于“公法”，“律”即刑律，“令”是对“律”的延伸、补充和细化。我国古代法除形成“律令体制”外，还包括礼典、大量的礼俗习惯法等。这些规范习俗被不少学者称为“礼法”，并认为由此形成了“礼法之治”。

礼典是指由朝廷编纂、颁布的礼仪大典。汉代就有《傍章》作为礼典，唐代《大唐开元礼》集礼典之大成，是后世礼典之典范。作为典章制度，礼典也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并蕴含着一定道德规范。律典是由历代朝廷编纂颁布的正式法典。律典以其刚性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维系官僚系统运行，保障社会秩序。《唐律疏议》是传统律典的代表作。此外，还存在大量礼俗习惯法，主要是指以礼义为旨归、以礼俗为基础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村规寨规、行规会规等，这些“礼法”规范着民间经济、社会活动和生活日用的方方面面。我国古代存在大量礼俗习惯法，其特征是将礼义内容扎根社会土壤，深入百姓心田，成为一种生活的常理、常情、常识，并一代代口耳相传。我国古代的民事关系基本上依赖这样的礼法来加以规范和调整。尽管朝代不断更替，但民间物和债的关系、婚丧嫁娶和祖宗血脉、财产的承继关系都可以维系而不乱。

我国古代“礼法之治”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之时，夏有“夏礼”“禹刑”，商有“殷礼”“汤刑”，周有“周礼”“九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礼法体系的初创阶段。春秋战国至秦代，礼刑分离，也是“律令”发轫时期。汉承秦制，又在法制领域向“礼”回归。同时，礼典和民间礼俗习惯法都有所发展。我国古代法逐步形成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模式，其中的礼典、律典到唐代日益成熟。这样就形成以礼率律、律外有礼，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三者相辅相成的治理格局。

我国古代“礼法”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合体系。从法律形式上说，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法典法和非法典法、中央法和地方法；从法的层级上说，有结构严密、条文繁复的礼典，有体例完整、疏而不漏的“正律”，有大量的以礼俗为中心的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礼法之治”这样一种治理模式，既发挥法律刚性规范功能，又发挥礼仪和道德的教化作用，同时尊重民间事务自理自治习惯，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也彰显出传统社会治理的特有智慧。

我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和治国理论有自己的范畴、逻辑体系和发展规律。学者在研究中需要注意这些内容，避免简单以现代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裁剪、比附，努力使研究更为全面准确。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继续在传统法律文化这个园地中辛勤耕耘，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摘编自俞荣根《中国古代的“礼法之治”》）

国学这个词古已有之，先秦典籍《周礼·春官·乐师》中有这样一段话：“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中也有“国有学”的词句。在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国学概念，是指国家设立的学府，如太学、国子监之类。在整个古代，国学一词的含义，大致上也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指一种学问，而这种看法其实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从此，“国学”一词被赋予了新义，意思就是指中国固有的学问，也就是传统的学术研究。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词的用法也是有差别的。有时，人们又用“国学”一词来指对国粹、国故的整理与研究，如章太炎曾写过一篇《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这就是国粹学。当时社会上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国故学讨论集》。在这本书里，“国粹学”和“国故学”是通用的。

20世纪初期以来，国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终不至于消失，并且发展到今天又重新“热”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确实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是当代文化、学术建构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人们屡屡提到国学，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学术在现代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价值选择方面的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事实已经证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实际上是激活中国固有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我们可以从汉代尤其是唐代大开放中得到证明。然而只有立足于民族的优秀文化本位，吸收外来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既不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保持一种强劲的生命力。而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肯定绕不开国学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国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途径；而从狭义上来讲，国学所从事的正是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理、研究工作，其甄别、诠释、评价之功，无不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继承与弘扬。

当然，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在思想上又必须要与文化复古主义划清界限，因为复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情结在中国古代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近代，它也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国学，目的是更好地汲取、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我们是在发展、创新这个前提下来谈论和倡扬国学的，国学的弘扬与文化复古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心态。

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存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庸俗化的炒作和伪劣包装的现象。这个现象应该说不是正当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而是主要以谋利为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也是国学普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选自《文化的传承与担当：重建社会理性与价值》，有删节)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已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选自《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有删改）

《左传》之所以能博得苏轼的高度推赏，一定有其自身的非凡之处。而苏轼一反流俗而大推《左传》，也应有其自身个性气质的原因。

《公》《谷》^①阐述《春秋》，常流于附会臆说，空言说教，很难被认为是阐发了《春秋》的真正含义，今文经学家极力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学派的利益。当然《公》《谷》二传并非一无是处，但随着其附会臆说的硬伤越来越被后人所深刻认识，其流播亦渐渐不及《左传》。时至今天，《左传》之名已远远盛于《公《谷》二传。这与《左传》更重史实的梳理和叙述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左传》在西汉甚至后来的一些时候备受今文经师的排挤打压，但这种类似政治迫害的学术压迫，并没有使《左传》之学从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黯然淡出，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而且，就是今文经师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正统立场，《左传》也并没有与之背道而驰。《左传》的基本立场是正统的，这是历代经师都难以否认的。《左传》的基本思想体系如果是建立在非正统的立场之上，它也不会几度被立于学官。今文经师的门户之见，一方面反映了他们的学术视野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品格问题。正是由于他们方方面面的局限，才产生了所谓的今古文之争。从基本思想立场看，所谓今文经、古文经并不是严重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

此外，《左传》突出的文学特色也是《公》《谷》二传所不可比拟的。《公》《谷》二传任意的附会和空洞的说教，恐怕除了职业经师外，难以引起其他人的兴趣。而《左传》则不同，它几近完美的叙事，对战争的出色描写，行人辞令之美，以及对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刻画，使得它有足够的理由广为流传并博得普遍的好评。苏轼认为杜诗、韩文、颜书、左氏皆集大成者。这里显然包含有对《左传》卓越的文学成就的推崇。

苏轼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众体兼备的文学大家，他对《左传》这部在文学上成就卓著的史学巨著产生浓厚兴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苏轼的求实学风，可举苏轼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事例来加以说明。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上神宗皇帝书》表达了对新法过火之处的深深忧虑，并上升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王安石的新法因其自身严重的缺陷，在旧党们激烈的反对下，颁行不久即被废止。

哲宗元祐党争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重新组阁，尽废新法而另搞一套，苏轼又站出来坚决反对司马光全面否定新法的过激行为，主张要根据实际有所取舍。苏轼因此为新旧两党所不容，其政治生命受到严重的影响。苏轼在政治上敢讲真话的求真务实的作风，无疑是建立在其独立不党、实事求是的人格意识之上的。而这种人格意识反映在学术上，即为求实的学风。正是这种求实的学风，使他能够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在深入研究“三传”文本的基础上，得出自己具有倾向性的结论。

当然，苏轼推重《左传》，也并非认为《左传》什么都好，他之讥《公》《谷》亦并非觉得二传一无是处。他能于对《左传》的推崇中指出其中的白壁微瑕，又能于对《公》《谷》二传的贬抑中发现其中的闪光点。

（摘编自杨金平《苏轼对“春秋三传”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