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塑料，海洋中的新型污染物

①最近，一篇关于英国女王向塑料宣战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据说白金汉宫等王室房产内将禁用抛弃式塑料吸管和塑料瓶。这一新闻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的关切。

②塑料垃圾是海洋不能承受之重。据统计，全球每年有1000万—2000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随时间的流逝破碎成不计其数的微塑料存在于水体中，能够存在数百年时间。

③微塑料，指粒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个体。如今，微塑料的分布区域已遍及地球各个角落，从近岸河口区域到大洋，从赤道海域到南北极，从海洋的表层到大洋的超深渊带，人类都发现了它的踪迹。根据来源，微塑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生微塑料，其成品就是微塑料粒，例如日化用品中含有的微塑料及塑料微珠在运输过程中泄露进入环境；另一类是次生微塑料，也就是体积较大的塑料垃圾进入自然环境后，经光照、物理、化学及生物降解作用，碎片化形成的微塑料。

④海洋微塑料极易被生物当作饵料而误食。这是由于其与海洋食物链底端生物处于相同的尺寸范围，而且表面可以附着微生物和其它海洋生物。在食物网的流动过程中，对生物产生物理和化学上的危害。例如，无法被消化也不容易排出体外的微塑料，在海洋生物的消化道中长期累积，会使生物产生饱腹感，导致营养不良甚至因无法摄食而死亡；微塑料自身的化学毒性以及从环境中吸附的化学毒物，可能会对摄食的生物产生直接伤害，并且可能在食物链中的各个水平生物体内富集。

⑤相对于漂浮的藻类和其他生物残骸等自然物质，微塑料的性质稳定，但是，微塑料也可能造成入侵物种及病原微生物的传播。因为在海洋环境中的微塑料就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小船，能搭载附着在表面的微生物随洋流旅行，其中部分有害微藻和水产致病菌，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⑥现在，荷兰、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发明了海洋塑料垃圾收集装置，对塑料垃圾有很好的效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入运行后的管理，包括收集的塑料垃圾如何进一步分类、利用等。此外，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推广工作也会困难重重。

⑦面对现在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我们从上到下都应该行动起来。让我们共同向海洋中的新型污染物”宣战！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4月13日；有删改）

链接：

科学家已经在许多食品中发现了微塑料。有研究表明，平均每只海洋生物贻贝中含有1.8个微塑料粒，每公斤食盐中含有1～10个，每瓶啤酒中甚至含有上百个。微塑料对人的危害要考虑剂量。东海每立方米的海水中只含有几个甚至不到一个微塑料粒，虽然微塑料可以通过水产品等进入人类食物链，但其对人类健康是否造成危害还未被科学证实。

（选自《南方周末》2018年5月17日；有删改）

英国南极科考队在距离极点1500米的南乔治亚岛考察时，在死亡的海鸟胃中发现了微塑料、包装袋碎片等物。

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而言，五四运动都是一个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与此相关联，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近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是否真的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断裂？应当说，新文化运动的确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一定冲击，但这种冲击究竟是不是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断裂，恐怕是一个需要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认真考量的事情。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是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被迫起步的。对于后起的文化系统而言，这种“外在冲击”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因为没有这种外在冲击作为解构的力量，要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构必然困难重重。对中国文化而言，利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落后东西进行揭露批判，可以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内涵的空间。同时，正是通过“外在冲击”，源起于西方的科学、民主等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目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没有停留在被动接受外在冲击的阶段，而是在经历冲击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通过将现代化内化为现代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而实现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已深入到精神理念的层面，在形式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解构达到了较为彻底的程度。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更为深刻的差距不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而在文化理念层面。由此，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利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核心层面，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从而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如果说此前主要体现为中国文化逐渐被由外而里不断解构的过程，那么，此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是西化派的共同的理想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导。

由此，新文化运动也就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方向。此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虽然并没有径直走上坦途，但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中国文化不仅没有衰败，反而迎来了由复苏到兴盛的新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化所内蕴的强盛生命力也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

尽管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传统彻底批判的一面，尽管这种批判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一定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反而在“破”与“立”的双重变奏中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选自李翔海《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包括豫中西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以及关中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等。而龙山时代的北方文化只有一个，即老虎山文化。其实这些文化都属于广义的中原龙山文化范畴。

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受到海岱龙山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中原和北方诸龙山时代文化，均可以公元前2200年左右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期，前后期的变化以临汾盆地最剧：龙山后期，原本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陶鬲，陶寺文化也就因此而变为陶寺晚期文化，这与老虎山文化的强力南下有关，说明北方和晋西南之间发生了冲突战争。

老虎山文化的南下不止到达晋西南，类似的陶鬲、细石器镞和卜骨还进一步渗透进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当中，理当给这些地区带来一定压力。稍后王湾三期文化向豫南和江汉地区的剧烈扩张影响，或可视为是来自北方压力的余波。

北方地区自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以来，石城猛增，战争频繁，父系家族突显，显示和东方地区一样开始了社会变革，但并没有显著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工现象，墓葬多无随葬品，绝大多数石城不过是御敌之普通石围聚落，这种长期延续的社会发展和文明化方式，可以概括为“北方模式”，与“中原模式”相对。

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开端于更早的庙底沟时代，而于铜石并用时代明显加快了步伐。中原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专门武器除铖外还增加了矛、石镞等，精整、量大、形态多样，反映战争专门化程度、惨烈程度空前提升。

北方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亚文化，在公元前5千纪至公元前3千纪的漫长时间里，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主要在中原的带动和影响之下发展。但公元前约2200年以后，北方文化迅速强大并对中原产生强烈影响，其深层原因当在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过程当中寻找。

北方较中原冬季更为干冷，发展农业的条件有限，狩猎采集和畜牧业程度明显高于中原；北方对气候变化敏感，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资源及其经济形态的影响程度也远甚于中原。这就决定了北方地区不容易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显著差异，而且锤炼了北方人相对习于流动、坚韧不拔、勇敢强悍的集体性格。而中原处于早期中国的核心位置，年均温度、降水量和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都大致适中，使得中原“发展到成熟的文明社会——晚期夏王朝阶段”。

北方地区地处边缘，积淀有限，最终也只是将其文化要素融入中原，并未能长期引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只有这里才具备兴盛时影响全局、低谷时博采众长的特殊条件。这是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的缘由。

（摘编自韩建业《龙山时代的中原和北方》）

材料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目前，养老产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产业，是随着财富阶层的增加和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为满足这样一些人群的需求而出现的新兴产业；是指为有养生需求人群和老年人提供特殊商品、设施以及服务，满足有养生需求人群和老年人特殊需要的、具有同类属性的行业、企业经济活动的产业集合；是依托第一、第二和传统的第三产业派生出来的特殊的综合性产业，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福利性和高赢利性。

中国养老产业已经形成养老金融业、养老用品业、养老服务业和养老房地产业四大版块相互融合的态势。其中养老金融业是核心版块。根据测算，中国目前30到59岁的潜在老龄金融服务对象约有6亿左右，这意味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材料二：

在中国第一部老龄产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中明确指出，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初期，而中国式的老龄化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中国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

虽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欧洲相比，中国老龄化问题出现时间不长，但近几年大有愈演愈烈趋势，一方面中国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同时由于中国实行的相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自然增长速度，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很多人称之为“银发浪潮”或是“人口海啸”，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引发全球关注。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材料三：

从事老年社会工作多年的郭苹分析称，目前我国老人在养老方面主要面临三大难题。

一、缺乏生活照料。目前，农村和中小城市有许多年轻人离家去大城市打拼，出国工作、定居的也不少，导致部分老人缺乏生活照料，尤其生病时获得的照顾不够。对于高龄空巢、失独、失能老人来说，生活照料的需求日益突出，一旦生病或跌倒，都没人送他们去医院，替他们挂号、拿药，这是最现实的困难。

二、缺乏精神慰藉。老人常出现孤独、寂寞、失落、无助、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精神慰藉需求突出。目前，我国家庭结构发生改变，年轻人大都不跟老人同住，又因工作忙不经常探望，不少老人每天守着电视过日子，情感诉求得不到满足。

三、贫困家庭失能、半失能老人缺乏照顾。面对低收入家庭的完全不能自理以及半自理老人的养老问题，子女往往无能为力。六成老人表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但家庭收入往往连北京最偏远、最便宜的养老院都住不起。当被问及“如果政府给予补贴，是否愿意入住养老院”时，超过八成老人表示愿意。

材料一：

2019年11月22日，美国个别人在接受“福克斯之友”栏目访谈时，信口开河，“如果不是我，香港早在14分钟内就被灭了”。虽只寥寥数语，但荒诞得令人咋舌。从形式上看极为可笑；从内容上看，极为荒诞；从本质上看，极为恶劣。

形式上可笑，是因其习惯性地将正儿八经的事情，硬要降低到地产商人吹牛的程度。香港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如何处置香港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内政，任何国家，都不会用这种粗俗方式随性讨论乃至处置。

内容上荒诞，是因其显然对于香港暴徒以及正面处置暴动的香港警察的能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认识和理解。被围在某高校的千余名暴徒，被香港警察稳健而专业地进行了集中处置。“一百万军队”“数千人死亡”，除了凸显其无能与无知外，完全是以随性状态“跑火车”。

本质上恶劣，是因其这种看似儿戏的问答背后，隐藏的认知是：中国就好像能够操控的木偶，什么事情，都要小心翼翼地看美国脸色行事。寥寥数语，恶劣程度，令人发指。

持续几个月的香港街头暴动，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和指导下，在特区政府尤其是香港警察专业、克制、坚定、智慧、耐心地处置下，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事情发展非常清楚，美国为代表的境外力量，勾连希望从损害香港、损害“一国两制”、损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获利的败类，运用各种方式，煽动香港本地民众，用各种方式破坏香港本地秩序，努力挑衅北京底线，达成所谓“镇压”的画面和场景。

整体看，香港的事态发展，在中央政府的指挥坐镇下，通过坚定不移地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平息暴乱，通过香港警察用血汗乃至生命的努力最终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发展过程，体现的是中央政府的坚定和理性，是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定支持，是对香港警察的坚强信任。

（摘选自沈逸《在香港问题上碰瓷，是美国个别人拙劣的政治表演》）

材料二：

香港法律界普遍认为香港普选的法理基础不是基本法，而是英国政府加入、后来被基本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长期殖民教育使得香港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法律上看，香港回归意味着中央对香港拥有的主权从“主权权力”变成“主权行使”，意味着要将“一国”从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变成法律主权的建构，使其在contry与state之间尽可能多地增加state的要素，这恰恰是基本法重要意义所在。

中央恢复行使主权意味着香港必然要经历“去殖民化”的阵痛，即在一定程度上抹去英国在香港统治时在港人心中留下的印迹；同时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过程中，必然要在香港人心灵上烙下新的印迹，逐步建立香港人的国家认同，这无疑是痛苦的过程。

香港回归以来的政治纷争，无论人大释法、二十三条立法，还是政制发展问题，都触及了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触及香港的国家主权建构，触及香港灵魂深处的政治认同。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说香港的国家认同没有确立之前，香港政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国家建构的难题中。

香港政制发展就是如何规定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问题。中央坚持的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主张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至普选；而香港反对派则继承了彭定康推动的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立即实行最彻底、最开放的民主普选。

在香港民主普选问题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分歧是“稳健民主派”和“激进民主派”的区别，是中央主权之下地方政府的民主和不考虑中央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的民主的区别，而绝非“专制”与“民主”的区别。

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意识形态较量中，由于香港反对派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掌握民主话语的定义权和主导权，它们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将这种民主发展的速度和方式上的分歧转化为“民主”与“专制”的分歧。

由此，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在“民主派”的话语中就被建构为“中央VS香港”和“专制VS民主”的问题。而香港反对派的这种话语建构策略，不仅成功地将中央置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且也遮蔽了自己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的首先困境，因为香港政制发展问题表面上是民主化问题，其实质上则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国家主权建构问题，前者涉及香港内部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后者则涉及民主化的香港是否挑战中央主权从而影响香港的稳定。

（摘编自强世功《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真正分歧是什么？》）

材料三：

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所谓人权和民主问题，而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维护法治的问题。面对有组织有预谋的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严重犯罪，任何法治社会都无法容忍；面对火烧老人、胁迫幼童、暴打孕妇等残暴行为，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义愤填膺。然而，美国一些政客面对血腥和残暴，泯灭人性，不断为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伪善冷血溢于言表。香港秩序越乱，他们越起动；香港暴力越多，他们越亢奋，他们的祸心就是盼着香港乱下去，成为他们手中阻遏中国发展的一张牌。

为了达到反中乱港目的，美国一些政客跳将出来、公开宣称激进示威者的行为“激励了全世界”，美化暴力行径是“美丽的风景线”，这种赤膊上阵的煽动怂恿，不仅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也再次让全世界看到，什么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什么叫毫无底线的双重标准。过去几十年间，为了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维持全球霸主地位，他们打着“人权”“民主”的幌子，在世界各地制造骚乱、挑起“颜色革命”，留下了一个个动乱不止、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把当事国推入泥潭，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

（摘编自人民日报《利用香港遏制中国发展是白日做梦》）

这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何以成“癌症患者福音”

张田勘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点30分，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威廉·凯林、彼得·拉特克利夫和格雷格·塞门扎共同获奖，理由是发现了生物氧气感知通路，即细胞感知氧气和适应氧气供应的途径和机制。

就像汽车发动机必须要有氧气供给让燃油燃烧，产生动力，驱动汽车高速飞奔一样,人体需要通过氧气帮助细胞产生能量，以供给全身肌体使用。然而，细胞感受氧气并不等同于汽车发动机的氧气供应，如氧气供应不足，就不会充分燃烧或不能燃烧油料，难以驱动车辆，而细胞在低氧条件下也会感知氧气，并促使肌体以别的机制来维持各种功能。

三位科学家的发现可以概括为，他们发现了低氧诱导因子，这个因子不仅能使细胞耐受低氧，也能使细胞耐受营养过剩。其机理是，让细胞从需氧的氧化磷酸化产生能量转变为糖酵解代谢模式来产生能量，以维持各种功能。

这个发现有多方面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氧气感知通路的发现是基础研究，既然是基础研究，首先可以跳脱具体的治疗疾病或其他实用价值的窠臼，从更为广泛的科学发现来探究这一发现的意义。可以看到，基础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真相或真理。幸运的是，这一次，研究人员没有让细胞感受氧气的真相从鼻尖下溜过，而是穷追到底，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少数细胞和组织能感受到缺氧。但是，凯林、拉特克利夫和塞门扎通过各自的研究证明，人和生物体的多数细胞都能感受氧气的变化，尤其是低氧，因而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应，从生理到病理现象。而这一发现的意义就是从过去的独特性上升为概括性，从个性延伸到共性。有了这个认识，才能从具体的疾病发生机理上认识疾病，从而治疗和预防疾病。

生物氧气感知通路的发现，为癌症治疗带来希望。作为共性的基础是低氧诱导因子会发挥中心作用，有了低氧诱导因子，就可能让人和生物适应低氧环境；反之，如果缺少低氧诱导因子，则会产生严重后果。对转基因小鼠敲除低氧诱导因子基因，小鼠会出现血管发育和氧依赖基因表达的严重缺陷，在子宫内发育期就发生早死。这说明低氧诱导因子基因缺失，会让生物无法正确感知和利用氧气，从而损害器官，甚至死亡。

但是，低氧诱导因子也并非总是产生好的作用，它还可以诱导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基因表达，后者是负责血管生成的分子。人体内产生过量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又会促进血管和红细胞的生成。这也为肿瘤的生长提供了条件，因为血管生长和红细胞能为癌细胞提供更多的营养，使得它们更有产生和疯长的条件，从而让肿瘤恶化。

有了这些认识，就可以帮助人们抗御癌症和治疗癌症。现在已有很多药物公司在针对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这个靶点研发新药，并且也上市了一些临床使用的抗癌药物。生物氧气感知通路的发现和阐明，也为治疗其他疾病（如贫血等）奠定了基础。

节选自《新京报》（2019年10月9日），有删改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 杨兴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总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制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里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在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制即将结束。”

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材料一：

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是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的说来，人治好像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已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相互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一定规范可守，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说不上“治”了。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

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农民以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以务农为生的农民基本黏着在土地之上，往往以血缘或地缘关系而聚居，不同地域之间彼此隔离，人口流动性很小。家庭和土地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依附对象，因此家庭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当中才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格局，费孝通先生称其为“差序格局”。他说“我们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这种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从一个人一个人逐渐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样的社会结构形态，决定了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在社会当中起着一种信用担保的作用，人与人之间基于感情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暗含着回报的义务，不履行义务会受到别人的谴责。在这样的社会里，纠纷的解决并不特别需要外力的介入，依靠宗长的权威足以。差序格局之下的中国传统“熟人社会”，是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律的。

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依靠“礼”来维持秩序。依靠“礼”来维持秩序的社会，可以称作“礼治社会”。“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产生于等差有序的以家族成员的关系为基准的社会结构之上，必然也将服务于这一社会制度。礼治，就是要“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故之级者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每个人都要以礼为行为的规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尊卑有序，恪守五伦。立足于血缘关系之上，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依靠单位，进而逐步扩张，将所有的社会关系囊括其中，形成有序的社会发展格局。

在“礼治社会”社会中，人们通过习礼而自治、自省，教化是最好的维持秩序的手段，诉讼并非人们所需，它只是“坏了规矩”的无奈之举。出现了纠纷，主要依靠有威望的家长出面进行“教育”，在不伤及当事人情分的前提下化解纠纷，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

（选自焦焜《礼治与法制的较量》）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令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柬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节选自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①你吸入的空气中大约有3/4的氮气，除了让你的肺保持膨胀以外，它对你没有多大作用。你的目标是空气中那些由氧气构成的21%，但你只能通过在混合物中仔细搜寻来获取，就像从一堆糖豆里用勺子挑出那些你喜欢的颜色的糖豆那样。

②随着你的胸腔扩大且空气被压缩进去，这些气体到达头发丝一般细的支气管中，然后进入数以亿计的肺泡中。这些泡沫一样的肺泡在肺内部为粉红色的海绵状结构，它们的表面具有吸附性，全部表面积加起来接近70平方米，几乎相当于单打网球场面积的1/3，大多数空气分子在这里扩散。从微观尺度来看，你的血液就像是挤满半透明深红色斑点的液体，当肺部跳动时，它们只用不到一秒钟便挤进肺泡外的毛细血管中。血液中的红细胞像一辆辆快速移动的车子，它们可以载着氧气通过血管抵达你身体的任何地方。与此同时，刚刚在细胞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从血液中逸出并进入肺泡中。

③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新吸入的氧气只是简单地又从肺里面被吹了出来。这尽管看起来有些浪费，但也有好处。残余的氧气可以在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中对无意识的人发挥作用，而不会让他们因为二氧化碳过多窒息而死。

④0．568升的血液大约可以携带约0．113升的氧气，这几乎足以维持人体一分钟的静息状态。不过在空气从肺到细胞然后又返回肺的旅程中，氧气的含量逐渐下降。当静脉血将气体重新送回肺泡时，跟肺部中的空气相比，其氧气含量几乎可以忽略，而这种不平衡可以驱动更多氧气扩散到血液中。

⑤如果说氧气分子有目标的话，那么当它们进入你的身体时，最首要的目标就是在你的体内分解。如果你想陪着氧气分子一起到你的细胞中走完它的人体之旅，你只能把自己变成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你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不可能在变成不可压缩的原子后还是你自己，就像一栋由砖盖成的大楼缩减为一块砖后不可能仍然是这栋楼。把原子范围的尺度放大到适应你的尺度同样不适用，因为在这样奇幻的世界里，你周围每样事物的运动速度都会快得离奇。原子只有人体的百亿分之一那么大，所以，氧原子从心脏到双手的旅程就相当于人类尺度下的数百万公里那么远，而手臂肱动脉的血液在一秒内就可以走完这个旅程。

⑥尽管如此，通过这个思维实验，你还是可以去想象你的所见所感的：将一个皮肤细胞放大一百亿倍，它将会像一座90米高并充满生机的小山一样，这样你就能更容易地看到氧气在里面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这样的规模下，组成细胞的原子就如同沙粒一般大小，而此时你的身体在躺下来的时候则会占据巨大的空间，头在纽约，腰身横跨太平洋，而脚却位于澳大利亚。

⑦你现在需要强行钻过一层柔韧的油膜才能进入这座“细胞山”中。山体内很潮湿——我们暂且接受这个设定，假设你在充满多糖物质的细胞里还能呼吸。山体内的场景看起来极富工业特征，结构蛋白质构成的线缆有手臂那么粗，延伸到四面八方，支撑着细胞外形。旁边不远处就是你要参观的目的地——一个圆柱形气泡状的物体，差不多有拖拉机车斗那么大。这是线粒体，一座活的能量车间，食物就是它的燃料。你的每一个细胞中可能含有的线粒体数量从几十到上千个不等，并且它们形态各异，可能像豆荚，也可能像面条。进入这些线粒体后，你所呼吸的氧气来到了它们命运的终点。

⑧细胞中的酶以及线粒体基质将食物的分子粉碎，从而形成由大量电子、氢离子以及二氧化碳构成的大杂烩。线粒体基质周围有一层软膜，其中嵌有一系列蛋白质，电子便由它们吸收，有一些还会在通过时发生抽动、弯曲或者翻滚现象。正是由于这样的运转，化学能得以储存，并为肌肉和代谢提供动力。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也会帮助身体产生热量。最后，每一个完成能量转移的电子都完成了最后一跃，从而为后续赶来的电子腾出空间。而这里，就是你对含氧空气有所需求的精确地点。

⑨利用这些活化的电子，氧气从粉碎后的食物分子中拴住了氢离子。在这个食物与空气参与的转变过程中，进食与呼吸这两个过程得到的不同成分完成重组，并产生水分子，也就是人体中代谢生成的水分。在吸入的氧气的协助下，你的静脉中有1/10的液体是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的。此空气和水之间的关联比炼金术师们想象的还要紧密，因为它们可以互相展现对方原子的重组。

⑩这，便是你呼吸的原因。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使一些空气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利用空气启动了细胞这台微型机器，又花上一点时间收拾了那些潮湿的废弃物，并通过呼气、流汗等各种方式将它们排到周围环境中。

（摘编自科特·施塔格《诗意的原子》，孙亚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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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正在热映的电影《少年的你》聚焦校园欺凌话题，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大修的背景下，电影画面把校园欺凌给孩子造成的伤害直观展现，直击人心。相较于影视作品中的剧情，现实发生的案件往往更为残酷和触目惊心。这其中，给舆论带来强烈震惊的莫过于2015年留美中学生暴力群殴折磨同伴长达5个小时，最终两名主犯被美国检方判处终身监禁。而最近大连发生的13岁少年杀害10岁女孩因不满14岁而免于刑责的案件，也引发了公众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讨论。

校园欺凌和暴力绝非个案。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份全球校园欺凌现状报告显示，每年约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学校暴力和欺凌。据最高检今年5月份发布的效据，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校因欺凌犯罪407人，起诉5750人。可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遭受欺凌的孩子选择了沉默，很多案件达不到刑事层面，有的还进入不到司法程序。校园欺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其严重性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

(摘编自2019年10月27日人民网，《驱散校园欺凌，依法呵护“少年的你”》)

材料二:

2013年3月，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名少年对当地学区提起诉讼，缘由是学区未能制止他从4 年级到高中期间在校园内受到欺凌。《今日美国报》在报道这起案件时提到，一名律师在两年内曾代理过60到70起校园欺凌诉讼案。

日本设有24小时反欺凌热线。2013年6月，日本6大政党共同提出《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在参议院正式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法案规定，学生因遭受欺凌受伤或长期缺课，学校有义务调查，并告知学生监护人。当欺凌行为被认定有可能对学生身体或财产造成重大侵害时，学校有义务报警。对于网络欺凌，国家及地方必须采取监控等对策，校园欺凌案件的相关责任人，将被追究监控不力的法律责任。

韩国教育法律规定，除了正常的批评、警告、写检查、责骂外，老师有权使用直径在1厘米左右，长度为50厘米的棍子来惩罚学生；可以打手、屁股等脂肪丰富的地方，并有专门的教具公司制作配发给每个老师，就像警察配备警棍一样。同时，老师还可以采用其他只要不对学生肉体产生伤害的惩罚措施，比如罚站、罚跪等。实际操作中，惩罚措施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些被我们认为有损学生自尊和人格的措施。但在韩国人眼里，这些惩罚措施是正当而且合适的，做了错事不受到想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只会助长恶的形成。

(摘编自2015年6月26日,《环球时报》《世界各国如何整治校园暴力》)

材料三:

材料四: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把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放在公共安全的突出位置，将校园建设成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

中小学和幼儿园阶段的学生，自我防护能力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社会各界不断加强安全保障。此次会议部署，要对校园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牵住这个“牛鼻子”，其目的在于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建立责任清晰到人的考核机制，全面落实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责任。校长(园长)负责制还能产生正面的引领效应，通过责任和压力的传导，打开工作局面。

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事件是严重威胁着校园安全的因素之一，建立防控校园数凌的有效机制，是平安校园建设的重中之重。除了在学校和家庭之间进行有效衔接外，防控校园欺凌 不能忽略了法治意识的普及。彰显法治的引领效应，呼唤有关部门的刚性执法，让法律真正“长出牙齿”。

(摘编自2017年04月14日,《光明日报》，《校园平安需多方合力拱卫)》)

吴祖光：旷世才情   不平则鸣

吴祖光，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戏剧导演牟森曾这样评价他：“吴祖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作家，极具名士风范。”

吴祖光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现武进区)。父亲吴瀛是位饱学之士，以诗、文、书、画闻名，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母亲也识文断字，经常念诗给他听。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的熏陶和影响。他酷爱戏曲，常泡在戏园里看戏，接触了大量戏曲。

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二十岁的吴祖光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凤凰城》。该剧是根据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写成的。剧中歌颂了苗可秀领导“中国少年铁血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的艰苦顽强的斗争。该剧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这部剧作，曾得到当时戏剧大师曹禺的大加称赞。曹禺称他“一出手就是战士”。但对这部剧作，晚年的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中介绍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让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完全是旧戏里公子与随身的书童那样的主仆关系。”

随后几年间，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了《正气歌》《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少年游》和《风雪夜归人》等声震文坛的剧作。其中，完成于1942年的《风雪夜归人》是吴祖光的代表作。这部剧作集中体现了吴祖光以戏曲思维创作话剧的另一种思路，他将中西戏剧“写实”与“写意”艺术手法相融合，尝试不同题材和富有异趣的创作风格，对民族戏剧的现代化和现代话剧的民族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除了艺术上久负盛名，吴祖光还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作为剧作家，吴祖光连续撰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审查制度，称之为“奴隶的审查制度”。他抨击国民党删除曹禺之作《蜕变》中“打游击”的情节；他嘲讽蒋介石因自己是秃头而将张天翼的童话《秃秃大王》改成《猴儿大王》；他愤怒自己创作的《正气歌》被国民党删去关于朝廷昏庸的所有内容。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吴祖光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1945年，他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毛主席诗词的突然发表，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形象，为此他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杀。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拐点，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难免也会身随其中而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1957年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对于这种不期而来的遭遇，他以诗明志。诗云：“眼高于顶命如纸，生正逢时以至此。行船偏遇打头风，不到黄河心不死。”“生正逢时”，正是他一生最喜欢的词语。

唐代王维在《酬张少府》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但吴祖光即便到了晚年也绝非万事不关心的人。1991年12月23日，两位女顾客在北京国贸中心购物，遭到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的侮辱。关于此事，吴祖光写了题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一文，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这就是吴祖光，虽然和他没有关系，但是他也要说出来。

未被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吴祖光作为一代大师，风雨动荡，而良知不失。如今斯人已逝，但精义长存。

(选自《大公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黄佐临在《吴祖光剧作选》序言中评价道：“他的每个戏里都有一种统一的格调，字里行间都洋溢出一种诗情，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情，从中挖掘出一种美来。”

②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这样评价吴祖光：“吴老是一个在艺术上要求极为严格的人。记得当时我曾因不理解他的剧本而将其中的念白做了改动，后来吴老师跟我说，我剧本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可以说是字斟句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