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匠精神如何助力中国成为制造强国？首先需要厘清工匠精神的现代内涵。

工匠精神产生于手工艺时代。先秦时期，《周礼·考工记》曾对工匠的工作有这样的描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手艺是一种谋生的技能。工匠们结合生产生活实践，创造性地发明了各种生活器皿与生产工具，使各种材料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在使用工匠所制造的器具时，人们能通过这些器具感受到匠心独运的高超技艺，体味到这种匠心之中所包含的生活大智慧。

这只是传统的“手工匠”精神，现代工匠精神需要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有机融合，小至瑞士手表，大至波音飞机，都是传统手工和现代机械技术相得益彰的结晶。在波音生产线上，大量工作主要由人工完成，因为机械流水线保证不了零件高精装配。然而，这只是手工技术和现代科技的初级整合。实现手工和现代科技有机融合，需要更高层次的科技突破。例如，苹果公司iMac支撑架、iPod后盖的高精需求，全世界仅有日本小林研业的纯手工打磨能满足，但产量有限。苹果公司视频记录手工打磨全过程，精密分析手工操作精髓，将结果用于改进机械加工技术，成功实现了机产。

真正的工匠精神渴求富创意、有创见、敢创新的匠人，只有在“创”中才能成就这样的匠人。“创”者，从仓从刀，敢于对既有知识仓库内的成果大刀阔斧地改造，这是现代工匠精神应有之义。

最近，在美国著名众筹网站Indiegogo上，有一个中国项目Czur扫描仪首发即筹得近百万美元。Czur重新定义了扫描仪，可自动“抚平”卷曲纸张、清除手印、切除白边，可扫描3D物体、变身视频展示台，还能自动连接高速Wi—Fi传输。这种扫描仪跟手工技术完全不搭界，但无疑是现代工匠精神的完美诠释。通过对扫描仪技术性能的极致开发，完成智能扫描仪的华丽转身，这是只有会思想的芦苇才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他们只管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地在既有技术路线上精益求精，没有批判、创新，那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匠精神。

“匠”在字形上可以理解为：在有限空间内斤斤计较。工匠精神需要斤斤计较，不仅计较品质、手工技艺的炉火纯青，更要计较手工与科技的相互增益，计较富创意、有创见、敢创新思想的诞生。倘若我们仍是认为鼓励工匠精神是鼓励人人安心做忙碌的陀螺，这不仅极易误导人们，也不利于工匠精神文化的发扬光大。

（摘编自刘艳琼《“人技共进”诠释现代工匠精神》）

材料二：

当下，在中国发展智慧产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关注和重构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如果没有建立起这种文化体系，中国制造业就无法转型升级，无法从一个制造大国顺利地走向全球制造强国。

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行为文化。要鼓励消费者的“挑剔”行为。美国管理学家波特指出，消费者近似于苛刻的“挑剔”行为，是日本厂商改进产品质量的重要外在力量。因此，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的消费行为，其实是纵容厂商在构建工匠精神上的不作为。

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管理文化。国人的工匠精神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把聪明劲用在了“灵活性”上面，经常对应该遵守的程序和规则采取变通的处理方法，比如对应该严格遵守的加工操作程序和步骤，不是一丝不苟地按部就班，而是“灵活地”跳跃处理。很难想象，这种“不守纪律”和程序的工作态度，可以生产出德国那种高精尖质量的产品。很多时候，固守某种程序，看起来是傻，其实是精明。因此，企业应当在管理方法上处理好“灵活度”与“守纪律”的关系。

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制度文化。工匠精神的确立，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市场体系的制度规范和管理要求。如果市场秩序混乱，就没有人会愿意去精益求精。例如，如果政府对市场中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不处理，假货制造与销售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就等于变相地放纵这类行为，最后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因此，为了给具有工匠精神的企业创造生存的土壤，鼓励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政府必须严格地监管市场竞争者，惩罚造假、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法行为，尽快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合力，形成制假必重罚的制度。

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形态，它需要在长期的价值激励中慢慢形成。让工人技师有崇高的地位及不菲的身价，是鼓励实体经济复苏、抑制社会浮躁、恢复崇尚实业和技术技能风气的开始。

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共同致力于建构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应该就是战无不胜的，那时应该就是中国跨国企业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时刻。

（摘编自刘志彪相关文章）

材料三：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而冈野信雄乐此不疲，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光复如新，就像被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多称“职人”）会将之看成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的标准严谨，甚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孩子从小没有被染上功利心，长大成人以后，无论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摘编自时寒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工匠精神》）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将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以货物的加工、装配、维修以及货币、人员、信息等生产要素为非本国居民提供服务并取得收入的活动，是一国与他国进行服务交换的行为。包括有形的服务输入和输出，也包括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实体接触的情况下发生的无形的国际服务交换，比如卫星传送和传播等。

（摘编自刘健《服务贸易》，人民论坛网2018年9月17日）

材料二：

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长期以来，我们将制造业视为生产性劳动，将服务业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认为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践表明，在产品国际化生产的微笑曲线中，制造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服务处于产品价值链的高端，服务创造的增加值明显高于制造，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制造业本身也出现了服务化的趋势。

近年来，国际组织对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链接作用，金融、运输、商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中间投入，全面参与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制造，不仅有利于一国宏观经济稳定，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妇女就业，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全球GDP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服务贸易，就业的一半以上来自服务贸易，每年新增的大部分就业来自服务贸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采取的应对疫情措施，如居家隔离、航空限制、签证放缓或停止等，对旅行、运输、航空等传统服务贸易产生重创，但却引发零售、医疗、教育、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和视听服务等线上消费爆发式增长，催生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贸易结构向高端化发展，为此，我国积极行动，在多方面与新型贸易结构加以对接，来适应其新发展，如我国很快适应了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改变的国际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内容。

（摘编自赵瑾《何为服务贸易，服务贸易何为》《光明日报》2020年9月8日）

材料三：

中国举办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并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展现中国的责任和担当。

服务贸易变得越来越便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上必须面对面进行的服务形式，大大降低了成本；数字技术模糊了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之间的区别；数字技术使企业接触到全球更多以数字化方式连接的客户，并促进贸易活动外包。这些趋势将提升数据流、知识产权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我国积极行动，本届服贸会上，云会议、云展览、云洽谈，这些数字科技一一实现；新出现的“云上服贸会”，是突破时间、空间、语言限制的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化会展新基建平台，凸显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

为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繁荣，中国积极行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维护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摘编自赵忠秀《以开放共享促进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繁荣》2020年9月10日）

材料一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民族血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中华儿女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情感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由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民族宗法制进入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正是一个“由家而国”的历史过程，“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和治理观念，促使人们形成爱家，爱乡、爱国的民族心理。从天然亲情开始，中国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仁爱扩至他人、桑梓、邦国，凝练为关爱同胞，经世报国的思想意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内忧外患，家国意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外敌与建设国家的坚强精神力量。

家国情怀的实质是人类情怀。家国情怀是一个开放的情感体系，《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个人而至天下，由一点向外扩展，体现出中国人特有的逻辑与情感。中国人自古就有大九州的观念，视界是覆盖六合八荒的。中华传统文化重“和合”，倡导“和而不同”，家国情怀始终内蕴着人类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视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人愿意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从而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

（摘编自陈金霞《砥砺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

材料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我们要弘扬家国情怀，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家国情怀首先表现为爱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相依，家国同理。家国情怀更体现为爱国，体现为由对“小家”的爱升华为对“大家”的爱，因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每个“小家”都是“大家”的一分子，拥有着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责任。当前，社会上也存在想让自己的“翅膀”挂满黄金的现象，这种现象重视了“小家”而轻视了“大家”，以财富名利的现实满足矮化了家国情怀的崇高价值，背离了家国情怀应有的要求。新时代家国情怀主要表现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表现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的统一、爱国主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统一。

弘扬家国情怀要不断提升认知，培养情感。通过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实现以理服人、以学养人，以情感人的合力，不断深化全体人民对家国共同体的深刻认知，营造爱家，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良好社会心态和情感基础。家国情怀是知行统一的，既需要理性认识，也需要情感基础，更需要实际行动。始终秉承家国情怀，就要把个体价值，家庭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把自己的人生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中。

由于个体的身心特点不同，个体从事的职业不同，不同个体体现出来的能力具有差异性，其社会贡献的绝对量就有差异。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弘扬家国情怀是能力大的伟大人物的事情，与普通人无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全体人民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地服务于祖国和人民，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

（摘编自练庆伟《家国情怀的时代意蕴》）

材料三

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必然有其积极价值取向和道德力量，这种力量我们称之为时代精神。优秀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心灵归属感，就在于它们敏锐地发现和艺术地表达了时代精神，让人体会到家与国、个人与社会、今天与过去的血肉联系和精神共鸣。

以文艺创作弘扬家国情怀，要勇于表达中华民族传承至今、富于时代精神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外化中国人内心的精神追求，书写中国人在实现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过程中付出的努力，鲜明反映倡导什么，拒斥什么、坚守什么。比如，中国人笃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自律，行善、勤劳、节制，富于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比如，中国人历来主张“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义利观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再如，中国人历来提倡在社会活动中保持平和谦逊心态，推崇天人和谐、忠贞不渝，知音难遇等。这些价值追求无形中维系着社会健康运转，增强着我们继往开来、走向富强的文化自信，使全体人民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

以文艺创作弘扬家国情怀，要投身伟大时代，深入伟大实践，使家国书写焕发新的时代光彩。当代家国故事主题就是中国社会的创造、进步和昂扬，是中国在现代化路途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是我们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史诗般的成就呼唤史诗般的作品，作家艺术家只有拥有新眼光、新角度，新观念，才能把一个进步的现代的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在新时代讲述家国故事，抒发家国情怀，要善于抓住反映时代精神的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变化，要善于塑造反映时代精神的先进模范人物形象，善于利用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新兴媒体和艺术语言，具备面向全人类讲述中国故事的雄心和能力。作家、文艺家通过文艺创作，化刻板印象为鲜活形象，使“神秘”中国化为“多彩生动”中国，让世界对中国人伟大追梦精神和爱家爱国爱人类的博大胸襟有更全面更立体更深入的了解。

（摘编自梁鸿鹰《在新时代书写家国情怀》）

莎士比亚的悲剧的题材，有当时或之前的史书记载，有流行于世的意大利小说，有古代剧作或诗文片段，也有可做蓝本的现成喜剧——经由剧作家点石成金后，化腐朽为神奇，升华至历史哲学高度，成为跨越时空的举世杰作。

纵观莎士比亚的悲剧，早期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打着明显的乐观主义烙印，这部浪漫剧中的男女主角互为对方殉情，那么坚定，看不出一丝遗憾！在这儿，爱情使死亡微不足道。而《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除了承袭赛内加流血复仇剧的恐怖之外，真正的悲剧精神并不显著。但接近成熟期诞生的《裘力斯·凯撒》，表明作家对古罗马精神有着极其深切的理解，同时标志着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趋于成熟。而其中期创作的7部悲剧就雄辩地证明了莎士比亚的思想的确进入了更深一层深度。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为阴谋、背叛、邪恶与黑暗所替代，处于主客观冲突旋涡的主人公似乎不由自主地被拖向悲惨的境地，无论他在迷惘着，还是斗争着。其中描写古代事迹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雅典的泰门》，前者触及爱情与权力的矛盾主题，放纵感情而置国事大局于不顾，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发人深省；中者写贵族因傲慢骄横而导致背叛与死亡，也颇有警世意义；后者揭露拜金主义颠倒善恶美丑，腐蚀社会人心，在艺术上具有单纯而崇高的风格。

其他4部被称为“四大悲剧”，代表着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高峰。《哈姆雷特》是其中最出类拔萃者，有莎翁戏剧王冠上最璀璨的钻石之誉。它展示了极其鲜明和复杂的人物形象，将所谓“性格悲剧”的戏剧冲突发挥到了极致。《奥赛罗》写一个轻信和嫉妒者的悲剧。作家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精神赋予主人公，可由于缺乏对世道人心的理解而导致毁灭。其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塑造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阴谋家——从另一体系具有时代精神的“黑色巨人”伊阿古。《李尔王》规模宏大而气氛压抑，儿女抛弃父亲、弟弟诬陷兄长、姊妹相互残杀，生动地写出了现实的残酷性及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社会图景，是对整个黑暗时代的形象揭露。《麦克白》是一部描写野心家的悲剧：功勋卓著的将帅大臣谋害国君登上王位，换来的却是惶恐自责，众叛亲离，殃族灭顶。该剧的永恒意义在于说明野心家的腐蚀作用，肯定良知和仁爱的原则。

莎士比亚的悲剧揭示的是人类理想无法实现的永恒必然性。剧作家既写出了悲剧英雄强有力的独特个性，也写出了他们所代表的普遍意义；其精神超越时空，而行动又必在时空限定内进行，这就决定了其悲剧本质。他们不仅是作家的影子，也是人类理想永远面对无奈结局的写照，其愿望与现实的矛盾同样困扰着生活中的每个人。

材料一：

美国学者Richard Lehan在其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关注“文学的城市”，必须兼及作家、作品、建筑、历史、世相、风物等，在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谈到都市，我一再坚持，必须把“记忆”与“想象”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生气，才可能真正“活起来”。把人的主观情感以及想象力带入都市研究，这个时候，城市才有了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驰骋想象”，这个让历史学家深感头痛的话题，很可能在文化史家那里如鱼得水——解读诸多关于北京的“不实之辞”，在我看来，意味无穷。因为，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不管虚实真假，同样值得尊重。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

因而，在对都市的解读中，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是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是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是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

（摘编自陈平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

材料二：

城市文学研究，有一个学科归属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是将它归入传统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还是将它归入城市学这门学科？对于第一种做法，我的看法是，因为它受到了文学研究之内各种规则的制约，并且缺乏一种对等相通的经验上的把握，所以很难真正进入到文学价值评判领域，也难以与其他学科发生对话关系。一种针对城市文学的外部研究可能要更为有效，因为它的视野更大，也能够在时代精神的符号表征与文学形式之间看出隐秘的联系。城市学范畴内的城市文学研究，使得叙事演变与精神历史的共鸣和互证得以成立。目前我们对城市学本身的理解还存有一定的问题。城市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子嗣，换句话说，在传统学科里面增加一些城市视角，以此应付分散的文学中的城市经验、社会学中的城市问题，以及历史学中的城市主题，这样的“城市学”可能很难称之为一门自足的学科。真正的城市学有着它自己的问题域和方法论，并且，唯有在这样一种问题域之内加以观照，在这样一种独有的方法论的统摄之下，城市学才能够兼容其他传统学科，才能触及到这门学科所要处理的对象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将城市文学研究列为城市学的子题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文化有着强大的乡土文明传统，城市一直是被诅咒的对象，甚至是被删除的对象。一种城市经验的出现，在文学这个范畴内，势必分裂为两种不同倾向。对于作家来说，这种独特经验，是青年一代的写作者必须去关注的，因为他们恰恰生活在此；像年长一代作家那样，本能地去书写乡土经验的东西，对年轻一代作家来说，已经不再可能。

而对于城市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所要处理的对象就更为复杂，他们既要思考诸种城市经验元素，以便将它向认知提升，还要面对已然被塑造了的文学中的城市经验形态。经验走在前面，而判断总是滞后，但城市学的研究和城市学的评论也不能过于滞后，它应该跟上来。

（摘编自张柠《城市经验和城市研究》）

材料一

湿地中有机质的不完全分解导致湿地中碳和营养物质的积累，湿地植物从大气中获取大量的二氧化碳，成为巨大的碳库。湿地又通过分解和呼吸作用将二氧化碳（CO₂）和甲烷（CH₄）排放到大气中，湿地能发挥“碳汇”和“碳源”两方面的作用。

湿地，特别是泥炭湿地中储存着大量的碳。当沼泽的水热条件十分稳定时，沼泽中的泥炭不参与大气CO₂循环。湿地中的微生物活动相对较弱，植物残体分解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十分缓慢，因此形成了富含有机质的湿地土壤和泥炭层，便起到汇集或固定碳的作用，即是碳汇。

湿地也可成为温室气体的释放源。湿地中有机残体的分解过程产生二氧化碳和甲烷。全球天然湿地每年释放的甲烷约为10亿-20亿吨，全球水稻田每年甲烷的释放量约为2亿-15亿吨。

如果湿地遭到破坏，例如，一味地围湖造田，湿地被排干或者温度持续升高、降雨减少，会导致湿地土壤水分减少，土壤中微生物活力增强，沼泽失去碳积累的能力，加速了泥炭或草根层的有机质分解，增加了二氧化碳向大气的净释放量。

如果，直接开采泥炭将其作为燃料燃烧，就会更迅速地把泥炭中多年积累的大量的碳氧化，使几千或上万年来由大气中二氧化碳形成的有机物质重新以二氧化碳的形式返回到大气中，湿地就会由“碳汇”变成“碳源”，从而加剧全球变暖的进程。泥炭地的丧失对全球气候来说后果非常严重。

保护自然湿地，它就能发挥减缓气候负面变化的减少碳排放、把碳留住即宝贵的“碳汇”作用；反之，破坏湿地，它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源源不断地把碳释出，向大气圈释放CO₂和CH₄等温室气体，产生恶劣的“碳源”效果。

（摘编自郭耕《湿地减碳作用与气候变化》）

材料二

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效应维护着人类及万物赖以生存的各种复杂生态循环系统的微弱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会面临严峻的威胁。《巴黎协定》提出在全球范围内使人为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与大自然吸收总量相平衡，即碳中和。碳中和不是二氧化碳零排放，而是一个国家之内的净零排放，即一个国家领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大自然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相平衡。其目的是维持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大致平衡稳定，防止气候变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展示了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新努力，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

不论是碳排放达峰目标还是碳中和愿景，对中国的发展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从挑战看，首先是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缓冲时间短。与欧洲相比，欧洲大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现碳达峰，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事后才知道什么时间二氧化碳排放出现峰值，达峰之后经历漫长平台期开始缓慢下降，然后即将走向快速下降，走向碳中和。欧盟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达峰时间的距离是65-70年。我国则是人为设定了达峰时间表，现在二氧化碳排放仍在攀升，没有看到峰顶，实现达峰还需要做出艰苦努力，还要考虑实现碳中和。但我国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达峰时间的距离是30年，缓冲时间很短，这是我们的最大挑战。

其次是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数据显示，中国单位GDP碳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这很大程度要依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降低能耗、碳排放水平。

从机遇看，首先我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激发更多创新活力，从根本上支撑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实现。

二是可借鉴国际诸多先进减排经验。过去近30年，国际上积累了有关大气污染物减排、二氧化碳减排、能源低碳发展的诸多经验，包括政策工具、市场设计、技术积累、管理经验甚至前车之鉴等，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利于缩短实现碳中和的进程。

三是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不断进步。以光伏发电成本为例，1990年每千瓦时光伏发电成本约100美元，2000年降低到10美元，现在的平均水平是5美分，2030年以后肯定是继续降低的。从中远期看，低碳技术的成本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助力我们降低碳排放。

四是非化石能源替代水平与能效进步表明实现碳中和具备可行性。2019年，我国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约2000亿千瓦时，折合6000万吨标准煤。如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我国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提高到每年3000亿千瓦时，即每年可以提供1亿吨标准煤的非化石能源，坚持30年即新增30亿吨标准煤的非化石能源，如果届时能源效率再提高50%，我国能源消费量到本世纪中叶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左右，我国在2050年左右有实现碳中和的可能。

五是中国实现碳中和有市场、制度等多重优势。我国民众力量、市场选择和制度优势都会对碳中和起到促进作用。发挥好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调动民众、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积极性，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摘编自李俊峰《碳中和下中国发展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孔子与崇尚天籁的道家和主张非乐的墨家相比是资深的高雅音乐爱好者，他曾向师襄学习演奏《文王操》（《孔子家语》），也曾为哀悼窦鸣犊和舜华而创作琴曲《陬操》。歌唱是作为春秋文化的代表的孔子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使困厄如在陈绝粮，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音乐不仅是他情感的宣泄，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和坚守。作为歌者的孔子，常常借音乐表达他内心的情怀。音乐使孔子用感性的方式认知世界，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人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　　

孔子对音乐的兴趣与他对周礼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歌诗、鼓琴、击磬，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品德学养，使得三代以来的音乐艺术发展成果能够在他那里得以升华。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正乐”是孔子为纠正礼乐秩序倾颓采取的重要措施。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孔子的正乐还包括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在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对待音乐，孔子不仅强调要关注外在音乐形式，还应注重对内在精神的发掘。在孔子看来，揖让周旋、羽龠钟鼓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内在的文化精神。礼乐的精神实质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定，而是主体在践习礼乐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人格提升和审美愉悦。“礼”是知行合一的个人践履，“乐”是行有所得的内在愉悦。由此而来，“乐”不再仅仅是礼之用，而是发展成为礼的内在精神。因而，孔子“复礼”必重“正乐”，两者同样不可或缺。　　

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他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朴无文。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美是音乐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所以无论是评价《武》乐的尽美，还是《韶》乐的尽善尽美，美始终是孔子关注音乐的重要视角。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经过孔子整理发展的周代“礼乐”，“礼不再是苦涩的行为标准，它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它是人的文饰，也是导引人生走向理想境界的桥梁”。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与音乐》）

一部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史，它的每一次变迁，都不乏波谲云诡的政治涌动。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其兴起之初便充斥着政治的功利性。胡人入华以后的活动领域远不止于商业，像改写唐朝历史的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最初均起于边镇互市，借此逐渐进入唐朝军事系统。此外，出土墓志也印证了唐朝曾多次前往骨利干、回纥等地市易马匹以充军用。杜甫《黄河二首》诗云：“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可以说，中古千年间，政治始终是驱使无数驼队穿行大漠的重要因素。宋代后，陆上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寻找契丹，而这次的动因则源于西方。1246年，新即位的教皇英诺森四世遣往东方的使者柏朗嘉宾来到上都和林，在那里谒见了蒙古帝国的贵由汗，并于次年返回后呈上一份完整的行纪。这份以刺探军情为目的的行纪对中国的方位气候、风俗信仰、政治制度等做了详细记载，其对于被称为“契丹”的东方的探索成为此后鲁布鲁克、鄂多立克诸人东行的先声。而在这些后继者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见识了诸多东方风物人情，这些记录连同鄂多立克等人的记载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东亚部分的知识来源，更在随后激起了达·伽马、哥伦布等众多探险家的兴趣，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随之启幕。

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因素的话，新航路的开辟则无疑为政治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作出绝妙注释。一个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铁骑已远至欧陆，而郑和的船队也曾到达非洲，那么为何中国终究未能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占得先机？从地缘政治来讲，在于蒙古汗国营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海陆贸易通道，而中亚、西亚地缘政治又随着帖木儿与奥斯曼两帝国的崛起发生变化，遂使得马可·波罗的东行成为可能，也客观促使欧洲人探寻新的航道。就内在动因而言，这与欧洲信奉的“保教权”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葡萄牙人认为沿海岸南行绕过非洲再往东行驶，便可到达印度，获得黄金与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则受哥伦布影响，希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随着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相继发现，葡西两国在教皇见证下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同时，以“保教权”为借口开展殖民活动。这群被明朝称为“佛郎机''的殖民者于16世纪中叶在澳门建立定居点，并与明朝政府达成一致。在明朝官员看来，这是“互市”的一种形式，并可通过“抽分”使朝廷和当地官民获益。就这样，在葡人对东亚贸易的向往、对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员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混杂作用下，澳门逐渐发展成葡萄牙远东贸易的转运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传教士的西来打开了缺口。

在丝绸之路三千年的历史中，经济与政治两大要素从来就无法划清界限，它们综合在一起，体现为东方与西方之间持续的文明冲撞与交融。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界强调15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事实上，如果以丝绸之路为线索加以追溯，会发现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人类文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交流。“全球化”只是一种表现，它的背后是人类历史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的推动。

（摘编自王炳文《千年丝绸香瓷路一部文明交汇史》）

材料一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一些作家开始反思、追问应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生态文学即发轫于此。中外生态文学均致力于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创作中蕴含着作家的伦理观照、审美追求和社会担当，对重塑心灵生态、建设生态文明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纵观人类发展进程，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在人与自然之间不断筑墙，人与自然日渐疏离。从某种程度上看，生态危机实乃精神危机、人性危机和文化危机，作为应对危机的上策，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于全球公民环境素养的提升。作为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饱含诗意栖居美好愿景的生态文学，以真、善、美的表现形式引领读者回归自然，并将自然根植于心灵深处，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

在西方文学中，“生态文学先驱”亨利·梭罗在自然日志《瓦尔登湖》中，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主张善待自然，强调人应回归自然，把自己作自然的一部分，由此获得感官上的亲和，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则体现着人对土地的本能依赖。

中国作家对生态情怀的展现是全方位的。其中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一种精神》等绿色森林系列、哲夫的《黑雪》等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沙狐》等草原生态系列、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边疆书写、于坚的《哀滇池》生态诗歌等优秀作品，均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表现，共同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出路，对人们未来如何走上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生态文学发出的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心灵诉求，其核心就是要恢复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给予审美的解答，以期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很显然，现代生态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有助于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基础。它在关注人类生存、探究人性危机、谋求人类合作及构筑人类共同价值基础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人类应树立生态世界观，从生态学角度来把握世界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规律。在中西文化间，生态思想资源是互相交叠的，尤其在生态伦理方面，这在中西生态文学及相关著述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表征和阐述。

阿尔贝特·史怀哲在《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正式提出“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伦理学范畴由人类扩展到自然界所有生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大地伦理。他在《沙乡年鉴》中指出，大地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应当是平等的，人类应当放弃征服者的角色，对每一个大地成员保持尊重乃至敬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则从自然价值论出发，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提出了“荒野转向”的概念认为作为生态系统的荒野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哲学理念和智慧内化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这在古代叙事文学、逸文学和当代书写中均有着丰富的呈现如陶渊明的诗文，以大量的田园文学实践彰显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在小说领域，文人对“天人合一”之境的摹写与刻画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价值诉求及与自然相亲的诗意愿景。

现代生态文学是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回应，是文学对现实责任的自觉担当。它以生命伦理为基础，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找寻人类的精神归宿。它以自觉的责任意识引领人们反思当下的问题，思索人类未来的命运，其意义已远远超越文学本身，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玉明、冯晓英《生态文学的当代价值》）

材料二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是我们赖以生存生活的基础，是人的生活之需、生存之要、生命之本。它包括大自然——大气圈、水圈、动植物生物圈等，也就是与生命活动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背景。人从属于置身其中的自然与生态，人和自然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文学距离人自身最近，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是文学表达的重要内容，而生态文学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特征。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推动社会反思，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生态文学有悠久历史。从古代生态文学理论背景看，其繁荣兴盛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有着密切关联。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和为贵、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等哲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也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中国生态文学的哲学和美学基础。今天，推动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继承这些宝贵思想和文学遗产十分必要。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

从文学本身看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基本原因：中国当代文学兼具世界文学的共通品质和本土文学的独特气质。共通的部分让西方读者容易感受和接受，独特的本土气质又散发出迷人的异域特色，吸引着他们的阅读兴趣。而莫言显然在本土经验和民族文化方面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但值得怀疑的是，这种地域性很强的本土经验能否被有效地翻译并且被海外读者感受和欣赏？这就涉及莫言作品在海外传播比较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好的翻译。

中国很多当代作家的写作都充满了地域特色，莫言天马行空般的语言和贾平凹有着特殊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方言，都会给翻译带来极大的困难。译者能不能准确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涉及其对深厚文化的理解程度及切身的创作体验等。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他总喜欢举现代名家如鲁迅、老舍、郁达夫等为证，许多著名外国作家往往也能同时用外语进行创作。不得不承认，从理论上讲兼具作家、学者、翻译家三重身份的人应该是最合适的翻译人才。莫言也许是幸运的，他的许多译者正好符合这一特点。如英语译者是号称中国现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日语译者中包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等。

莫言作品在海外传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张艺谋电影的海外影响。这一点不但在日本如此，也包括西方国家。电影巨大的市场往往会起到极好的广告宣传效应，迅速推动海外对文学作品原著的翻译出版。莫言本人也承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优秀的文学脚本是电影成功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功的电影运作会产生一种连锁效应，可以带动起一系列相关文化产业。电影对文学起到了聚光灯的效应，它为海外读者提供了关注作家作品的机会，但作品能否得到持续的关注，还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

海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和接受大体经历了一个由社会学材料向文学本身回归的转变，这种变化使得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得以彰显。这种基于文学性的接受与传播方式，对于像莫言这样的作家来说，他的创作才华更容易被人注意到。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在读完《红高粱家族》之后评价说，这部作品与重视思辨的德国文学迥然不同，它更多的是在展示个人精神世界，展示一种广阔的、立体化的生活画面以及人类本性的心理、生理感受等。

小说艺术上的原创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打动读者的根本原因。莫言、贾平凹之于苏童、格非，一个有着粗粝、热闹、生气勃勃的语言特性小说散发出强烈的北方世俗味道；另一个则精致、细腻、心平气和地叙述，小说充满了南方文人的气息。阅读《人面桃花》碧奴》清静如林中饮茶，而阅读《生死疲劳》《秦腔》则热闹若台前观戏。就本质来说，写作其实是完全个人化的。我们听说过有两人或集体合作的作品，有通过地方民谣等口头传唱形成的作品，但最终通过多次的个人化写作固定下来；但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世界范围内的传唱并形成的作品。莫言或者其他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他们的写作都是从超越个人经验出发，沾染着地方色彩、民族性格，最终被世界接受。虽然作家们都在利用地方和民族的特色进行创作，但莫言无疑是其中的成功者。他以个人的才华、地方的生活、民族的情怀，成功地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摘编自刘江凯《本土性、民族性的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