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中国票房榜亚军，“哪吒故里”之争再次引发热议。据报道，已有至少 5 个地区公开宣称，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哪吒故里”。哪吒出世的陈塘关、闹海的九湾河、显圣的翠屏山祖庙等神话场景，都在现实中被“考证”出了确切的地址。

作为我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方法，考据之学的特点在于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而考证名人故里正是考据学的内容之一。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也是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整理与挖掘。但也要看到，当前一些地方的名人故里之争已经超越了学术范畴，有的是神话人物、虚构角色，争论纯属无中生有；有的罔顾价值导向，连“污点名人”的籍贯也要争上一争。

历史文化名人故里、故居、文物，记录着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在全民旅游时代，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地域人文历史资源备受关注。但盲目争夺名人故里，实际上打的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算盘。借电影放映再度走热的故里之争，划块地、建个庙、办个节、立个像的“故里模式”，往往流于蹭热度变现、低水平修建、同质化开发。加上配套设施跟不上、IP 挖掘浮于表面，很难给游客带来美好的体验。早在 2010 年，原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就下文叫停恶俗名人故里炒作，不宣传有争议未认定的名人故里、不命名虚构人物故里。但在利益的驱动下，类似的歪点子、快法子仍不时出现。

哪吒故里是假，但文化传承是真。哪吒作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人物，存在相对集中的崇拜地和传播地，群众喜爱与民间信仰，使得一些地方确实成为哪吒的“文化之乡”，由之而生的传说、建筑、戏曲等文化元素，有着非凡的地域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应当避免生搬硬套、东拼西凑，深入挖掘、加工再造本乡本土的资源，才能形成真正有内涵、有特色的文化景观。

城市乡村，拥有文化资源固然可贵，更要有文化的自觉。为炒一时话题、捞一笔横财而罔顾历史事实，终是立不住脚的。不忘本来，方能开创未来。如果淡忘了此方水土的历史文化，却因为无中生有的文旅项目模糊了地域文化的特质，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学术研究到非遗传承，从配套设施建设到特色项目创新，静下心来做好文化建设的实事，才是真正谋发展、惠民生的良策。

（摘编自王玉琳《有文化资源，更要有文化自觉》）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民族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民族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

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意识就是人们对于文化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认识活动。文化意识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等。

在文学阅读中应注意培养下列几种意识：

文化的挖掘意识。文学反映的是人学、是社会学，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厚的人类社会文化知识。读周作人那些以“平和冲淡”见称于世的美文，我们读到的不仅是恬淡从容、庄谐并出的风格，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今人古籍、宇宙昆虫乃至故乡野菜、北京茶食的文化知识；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高老头悲苦的命运，而且体察到了当时封建贵族阶级的衰亡、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文化心态。文化的挖掘意识就是对文学作品中写作主体在特定时代的心灵状态、生命状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感悟。北师大教授刘锡庆认为：“作文的本质是写作主体内在精神、独特个性的自由显现，是其生命力、创造力的文字外化。”这就需要学生阅读时不仅要读作品，还要读与作品相关的资料：作家传记、创作手迹，了解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风尚，这些与作品相关的文化知识对解读作品大有裨益。

文化的反思意识。反思是一种再思考。学生在阅读活动结束后，对自己的阅读理解、阅读感受以及阅读判断进行分析思考的一种心理需求和习惯。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人与人交往沟通情况以及人所憧憬的理想必然与作家不同的文化取向和文化理想有关。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作品，它作为文字符号总是负载着文化意义，这些文化意义深入到文学作品的深层，成为一种“底色”，学生通过艺术文本内部反观作品文化思想、文化意义，就是寻求这个“底色”的过程。有些文学作品本身就包含了浓郁的文化反思意识：鲁迅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深入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弱点；老舍则通过北京市民社会这个独特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崭新的透视，体现了“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但多数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是需要读者经过反思才能体悟到的。读者需要透过人物事件、故事情节本身去体察、探究它们存在的缘由，透过故事表象去思考深含其中的创作动机、创作旨向以及支撑作品存在的文化根基、文化底蕴。反思意识是使作品解读走向深入的一条途径，同时也是提高学生分析判断能力的有效方法。

文化的对比意识。文化对比意识就是指把两部作品或一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对照和鉴别的思维方法。把内容或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两篇（部）以上的文章、作品放在一起研读，逐步提取内容要点，归纳表达特色，比较分析其共同性和特殊性。叶圣陶先生说：“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要紧的还是多比较、多归纳。”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摘编自陈静《浅论培养文学作品阅读中的文化意识》）

孝是最为重要且影响最深的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在生活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传统孝道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不过，传统孝道精华与糟粕并存，这需要我们在正确 地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要求子女在物质层面对父母尽赡养的义务，这是传统孝道最基本的规定。但在儒家看来，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对父母的孝还必须要做到“敬”，即对待父母应时刻保持恭敬的 态度。无论是物质方面的“养”，还是精神层面的“敬”，都以顺从父母的意愿为标准，但父母的意愿未必正当，传统孝道的践行还应有更高层次的道德考量。当父母的意愿不正当 时，要用温和的方式去劝谏父母，从而避免让父母陷于不义。传统孝道不但体现于父母生前，还涉及父母去世以后。孔子挽：“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女不但在 父母生前要对其以礼敬养，父母去世后还要以礼安葬、以礼祭祀。生养、死葬、祭祀，在这三个环节都合乎礼制的要求，才算是实现了完满的孝道。

传统孝道的丰富内涵产生于古代宗法社会。它是维系古代家庭、宗族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道德规范。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传统孝道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受古代专制等级制度的长期影响,传统孝道被融入了大量维护专制、压抑人性的腐朽 因素。这集中体现于“三纲”教条中的“父为子纲"，并通过《二十四孝》等通俗读物流传。传统孝道的畸形化与父权的绝对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近现代以来对传统孝道的批判，起到了削弱旧道德对国人的思想束缚、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对于传统孝道本身而言，这些批判实际上也有助于推动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创新与发展。

但也应该看到，在当前社会，传统孝道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能因为传统孝道在历史演变中曾经绝对化、畸形化，就否定传统孝道本身，而应该将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与其种种具体要求区分开来。只有从其根本精神着眼，才能对传统孝道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也才能根据时代变化对传统孝道进行创新与发展。应当说，传统孝 道基于最自然的人伦天性。所谓“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儿女自然能产生对父母的亲爱与感恩之情。这种亲爱与感恩之情，亦 即孝心，是传统孝道的根源与基础。有孝心则有孝行;如果无孝心，即使行为再符合孝道的规 定，也不是真正的孝。因此可以说，孝心是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就孝心而言，传统孝道拥有 符合当代价值的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

对于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我们应当继承和弘扬，但对于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与表现形式则没有必要拘泥。中华文化历来具有因时损益、与时俱进的传统。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社会现实对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进行必要的损益和变革，不断探索传统孝道的新的实现形式。这既是传统孝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批判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是为了把握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而把握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也正是为了创新和发展传统孝道的具体要求。对传统孝道的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其目的是探索传统孝道在新时代的新实现形式，而不应削弱或违背传统孝道的根本精神。

（摘编自杨俊峰《传统孝道的批判继承》）

古诗词的魅力

古诗词篇幅短小而魅力无穷，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篇幅不长、字数不多的古诗词，曾备受读者钟爱，被读者视如珍宝。

林语堂说过，有一个漫长的年代“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意谓那时候笃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西方人依靠宗教信仰帮助自己去恶从善，而中国人则依靠诗歌教化帮助自己去恶从善。

西方人主张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进入神圣的状态，而中国人竭力追求的却是诗意的生活。在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中，诗意的人生比庸俗的、铜臭的人生，甚至比入空门的人生更加高尚。

曾经西方人从小背诵《圣经》，中国人则从小背诵唐诗。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诗教确实曾经类似宗教，或者说具有宗教般的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歌的教化作用通常不必借助强制的，力量来实现，人们大都情不自禁地被诗歌的魅力吸引，自觉去适用记诵的诗句来指导自己方方面面的生活。

古诗词的魅力主要源自其精辟的内容，它实际上成了历朝历代许许多多具有高超智慧的人体察到的人生哲理。老一辈人读古诗词，首先会被作品开诚相见的态度吸引，他们读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以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等等，对这些内心的剖白，总是反复咀嚼，长久难忘，他们被作者的真情实感打动，如同听到知心朋友说话，即使对方彻夜长谈，依然听得津津有味。

大量优秀的古诗词作品不但跟人们推心置腹地说话，而且拥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善于凭借生动的形象去表情达意，让人爱不忍释，终致潜移默化。

有的是通过典型细节达到形象生动的。如“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作者仅仅借助一只飞入人家的燕子，去反映世事盛衰的变化，深沉的感慨便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蕴含着沧海桑田的感慨。

有的是通过贴切比喻达到形象生动的。如《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的作者渴望与妻相伴，所以埋怨“人不似月”随己闯荡；作者不愿与妻分别，所以恼恨“人竟似月”不能长圆。爱得深，于是“似”也恨，“不似”也恨，比喻出人意料，又都合乎情理。

有的是通过巧妙拟人达到形象生动的。如“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作尘，有香如故”（陆游《卜算子·咏梅》），读者从《卜算子·咏梅》中看到的虽饱受摧残，仍孤芳自赏、变粉犹香的梅花，正是陆游自身的写照。

捕捉典型细节，运用比喻、拟人，都需要善于联想，需要很强的想象力，而古诗词中不少艺形象更是发挥不同寻常的想象力创出来的。

　　                                           文明的共相 

回溯我们历史演变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传统不能割断，二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闭上了对外交往的大门。近30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 

历史的反思，传统的承继，归根结底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诚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可是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和反思。比如小学生设立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还要摇头晃脑，此理实不可解。又比如有人提出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的了。有人提出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服装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还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我的看法，这不一定是明智之举。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但是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 

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钱锺书的《管锥编》、《谈艺录》中谈到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一类字眼，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不刻意“立异”，而是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都不以“立异”为尚，“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盛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我看，不一定。 

尽管如此，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层面，比如生存的渴望、爱的追求、趋利避害的心理、对灾难的应对等等，这些人性的基本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而不是简单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照说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是最能见出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但已故的美国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连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 

我们在重建文化传统的过程当中，一些传统节日恢复了原来的位置，我对此是完全赞同的。像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非常富有文化意味的中国传统节日，历来为我国民众所喜爱，放假、休闲、游乐，不仅是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的狂欢。 

但我们亦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例外。 

　　(摘自《人民日报》2008年2月1日，作者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