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古镇是一个综合的多维空间概念，它既是一个传统的居住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文化载体和文化空间的概念，还是一个经济生产复合体的概念。由于中国古村古镇的地域分布差异大，古村古镇的特点各异，文化内涵的程度不同，保护与传承价值不一，因此，古村古镇的保护必须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和途径。古村古镇的保护可以根据具体规模的大小和相关政策的要求，选用整体性保护、重点区域保护、历史街区保护、重点文物建筑和设施保护等；也可以根据呈现的环境，选择活态博物馆保护、静态博物馆保护、虚拟博物馆保护；也可以根据呈现的方式，选择实体环境保护、文字记录保护、数字化保护、空间技术实时监测保护等。数字虚拟博物馆保护和空间技术实时监测保护是信息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古村古镇保护技术的快速发展方向。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长期困扰古村古镇永续发展的现实问题。所有专家学者、社会人士、政府管理者和参与企业，必须高度认识古村古镇保护的重要价值，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没有有效的协同保护就不可能有古村古镇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古村古镇的保护不是简单的建筑和文物的静态保护，而是包含原住居民生活的相对活化的协同保护。古村古镇的活化不应局限于旅游和商业的目的。古村古镇文化资源的多方位永续利用是古村古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古村古镇协同保护的核心是保护乡土文化的原真性及其文化景观基因。保护古村古镇的原真性就是要保护传统村镇中有代表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聚落的整体格局、街巷风貌、民居风格、特殊民俗及原生环境等。保护古村古镇的文化景观基因就是要保护和挖掘各个古村古镇所独有的历史文脉和乡土记忆。保护乡土文化的原真性及其文化景观基因就是为了确保其地域文化传承的独特性和地方感。

从长远来看，保护古村古镇必须依靠立法，我国目前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有助于古村古镇保护在法律层面上的推进，但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细节。要加强对有利于古村古镇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加大执法保护的力度。

古村古镇保护与发展的目标是打造历史与现实相辉映且充满乡风乡情的人居环境。这种人居环境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思想，这种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思想，不仅为中国传统人居环境的建造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未来充满人性关怀与和谐理想的人居环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应该坚信，关注历史文化环境保护与现代人居环境建设有机结合的理念与行动，将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大众的期待和欢迎，这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确保“记得住乡愁”的具体行动，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脂砚斋的私人化的特殊经验，虽然未必就能对作品的深意作出最恰当的揭示，也未必能保持分析所需要的冷静和客观，但如脂砚斋那样从文本潜在的诗味出发，从情的角度来与作者产生价值取向的呼应，这一阅读立场的确立，为正确估价《红楼梦》的经典性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般认为，早期《红楼梦》是从《风月宝鉴》改造而来的。这种改造，总体上看是朝着反映的生活而更宽广，表现的思想更深刻的方向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过于专注于男女情事的描写被大大压缩了，而狭义上的男女之情向着更宽广的文化意义上的感情拓展着。

但是，当这一版本成为书商谋利的主要工具时，在文字的整理中，那些男女的情事，有许多地方都被或暧昧或直露的添加和改动，从而引导读者去想入非非。王熙凤与贾蓉见面时的诡秘一笑，乔菱与宝玉见面的脸一红，乃至宝玉去探望病中晴雯所遭遇的尴尬，类似的细节或者情节改动，或许多多少少可以在潜在的商业化运作中得到一种解释。类似的文字改动，包括三家评本对妙玉用自己的绿玉斗给宝玉泡茶，那一个“仍”字的揭示，以暗示妙玉与宝玉关系的暧昧。既可说是评点者的心细如发，也可说是评点者心中装有消费者后的一种吊胃口、故作神秘的行为、而《红楼梦》中耐人寻味的诗意，也可以通过炒作式的揭秘来为商业利润的寻觅推波助澜。这种反诗意的“诗意探寻”，反情感的“情感揭秘”，在强势媒体与商业投机者共谋的今天，变得尤为汹涌，使得本来占主导文化价值的诗与情，在潜在的利欲挤压下，变成了商家赚取利润的有力工具。让利来主导情，让诗来为人谋实利，这是当初执著于诗意与情感的表达的曹雪芹所始料不及的。所以，阅读《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放慢阅读的节奏来细细品味其中的诗意，把被利羁绊的超功利的情张扬起来，成了在当下社会中不与浮躁同流合污的一种生活态度。

经典著作传到现代仍然保有的魅力，往往是在反复玩味中被阅读者捕捉到的。感受经典的魅力，就是感受一种潜在的味道。它与品尝商业化的快餐文化的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快餐文化需要感受的是惊奇甚至震惊，并以紧随潮流为目的。经典阅读带来的是与时下潮流的间离效果，这种间离，不是对生活的逃离，而是更深刻、更本质地切入生活，是以经典巨大的凝聚力，把纷繁杂扰的生活整合到一个更为人性、更有情感、更为温暖的世界里。这也正是《红楼梦》作为经典传递到当下的价值之所在。

（节选自詹丹《语文教学与文本解读》）

先秦诸子对色彩的解读，体现出他们的哲思和对宇宙人生的把握。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更是集中地在作品中用色彩来诠释自己的哲学理念，梳理《庄子》一书中的颜色词并进行“五色”的归类，五类颜色词在《庄子》中出现的次数，分别为青11次、赤5次、黄10次、白22次、黑13次。足见，白色是庄子偏爱的颜色。我们可从道家的哲学思想、“殷人尚白”的社会习俗和崇尚自然的价值选择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从思想体系看，庄子认同老子“五色令人乱目”的观点。庄子承袭老子对五色的观点，在《天下》篇云“五色乱目，使目不明”，认为五色会扰乱人的视觉，使眼睛看不清楚，失去自然本性。庄子规避繁缛交织的色移，旨趣趋向自然、本真的“白色”。

其次，“殷人尚白”的社会风尚，是庄子偏爱白色的民俗原因。殷人以白色为贵，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关于白色动植物的记载，远超过其他颜色。殷人祭祀多用白色动物，据《礼记·檀弓上》载：“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在祭祀祖先或神灵时，殷人使用白色的祭牲、穿着白色的祭服，以纯洁、朴质的虔诚，表达心中的信仰。庄子出生、成长于殷商旧族所在地的宋国蒙城，身受殷商文化的熏陶，行文中不自觉地体现出“殷人尚白”的社会习尚。

最后，崇尚自然的精神速求，是庄子偏爱白色的价值选择。在色彩谱系中，白色是大自然中最简单的素色，融于天地万物之中，与庄子“顺物自然”的观念不谋而合。白色在庄子看来不仅是澄明清虚的自然之光，更是虚静空灵的自然心境和纯真朴素的自然本性。推崇自然是庄子哲学的核心，白色最能代言庄子的自然之道，但是庄子并不是仅以白色为贵。在庄子看来，生命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颜色，是大自然的话语方式，都有着各自的美丽与存在的价值。

庄子对事物颜色的深浅、明暗、变化等，进行细致观察，不仅关注颜色的属性，还在意其深浅明暗的层级差异。在对事物进行描述时，庄子对颜色词的选取有着精细的区分和严格的限定，如《渔父》中“下船而来，须眉交白”，交白指雪白《盗跖》中“面目有光，唇如激丹”，激丹指鲜亮的红色《逍遥游》中“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苍苍指深青色。庄子眼中的颜色，回归自然本性，色彩得到了自身最大化的呈现。

庄子反对将色彩礼制化、工具化。在礼制社会，人们赋予色彩以等级，用来划分地位上的尊卑贵贱。儒家将“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为“正色”，其他颜色视为“间色”，如《论语·阳货》中“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孔子认为间色“紫”夺取了正色“赤”的正统地位，简直是乱了礼的秩序。庄子则批评将色彩等级化的行为，《天地》篇云“垂衣获，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表面上衣冠严整，穿着不同色彩的衣裳，改动容貌，来讨好天下的人，是谄媚、愚蠢的人。在庄子看来，真正的圣人“无为名户，无为谋府”，他们不汲汲追求名、势、利，即使套上最朴素的衣衫，也掩盖不了从心灵深处所散发的光辉。

庄子眼中的颜色，回归色彩的自然属性，超越了“五色”的阐释，摆脱了礼制话语的束缚，具有无限的时空延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哲学意蓝。在庄子独特的审美感受下，自然之色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再现自然之美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仲艳青《庄子眼中的颜色》）

近年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创意写作在国内各大高校的发展受到瞩目。多所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培养创意写作研究生，并邀请国内知名作家担任专职教师。创意写作这一学科，旨在挖掘创作者更深层的创作潜质，提高并拓展其对写作的认识，并将对经典文学及文学发展前沿成果的学习，融入自身创作。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里，人们往往认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创意写作发展近百年来，培养出一批优秀作家，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创意写作对作家成长的助益。创意写作专业的发展，既要借鉴吸纳国际经验，更需要结合国情，充分考虑创作者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

中国古典小说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是留给当代创作者的宝贵遗产。国内现有的创意写作教材大多是西方译作，其中所举范例也多以西方小说为主，涉及的小说美学和写作方法，因为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不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小说创作。对中国古典小说写作技法的阐释与分析，应该成为创意写作本土化教材重要的内容组成。目前，已经有高校创意写作专业对此做出探索，即对中国古典小说细部的写作技法进行详尽分析，为年轻创作者提供具体鲜活的示范。此外，汲取传统文学营养，不必局限于古典小说，还可以将目光投向更宽广的领域。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神话传说和各类艺术中，有很多值得创作者学习的地方。仅以《史记》为例，书里不少精彩故事仅有短短几百字，尽显中国所特有的“留白”意蕴。创作者不仅可以从中习得具体技法，更重要的是，体会和领悟这种技法所反映出的中华美学精神。

中国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时代生活现场，为作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当代作家需要敏锐把握时代脉搏，也需要积累和沉淀，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创意写作教学只有置身中国社会现场，才能引导并帮助学生发掘更多中国故事。如何提炼和剪裁这些故事，使之呈现出普遍而深刻的意义，是创意写作的重要关注点。

收集素材的方法也很重要，创作者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比如查找文字和影像资料，进行采访及其他形式的田野调查等。小说虽然是一门虚构的艺术，却要带给读者强烈的真实性。小说的真实性以作家表达的真诚为基础，同时也需要源于现实的真实细节。这些细节有的来自创作者的生活经验，当题材距离创作者生活较远的时候，则需要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和创作过程相比，调查研究的过程显得更具逻辑性，有具体方法和路径可循。创意写作应该在这个领域做深入研究，总结可以广泛使用的方法，同时对学生提出更高要求。

创意写作课程虽然开设在校园里，但理应打开校门，充分吸纳当下的文艺创作经验。不少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道请国内外知名作家参与小规模讲座和交流。在交流互动中，来自作家的宝贵经验对学生未来创作具有启发意义。很多出版社相继出版创意写作书系，在写作爱好者中产生广泛影响。此外，应增加高校创意写作专业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种交流和对话，能起到互相弥补、增道的效果。学生可以获得来自不同老师的方法和经验，对其进行分析和选择，以应用于自己的创作。

（摘编自张悦然《重视创意写作，激发创作活力》）

谈处群(上)——我们不善处群的病征（节选）

朱光潜

我们民族性的优点很多，只是不善处群。“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个流行的谚语把我们民族性的弱点表现得最深刻。在私人企业方面，我们的聪明、耐性、刚毅力并不让人，一遇到公众事业，我们便处处暴露自私、孤僻、散漫和推诿责任。这是我们的致命伤，要民族复兴，政治家和教育家首先应锐意改革的就在此点。因为民治就是群治，以不善处群的民族采行民治，必定是有躯壳而无生命，不会成功的。本文拟先分析不善处群的病征，次探病源，然后再求对症下药。

……

社会制裁力薄弱。任何复杂社会都不免有恶劣分子在内。坏人的破坏力常大于善人的建设力。在一个群众之中，尽管善人多而坏人少，多数善人成之而不足的事往往经少数坏人败之而有余。要加强善人的力量和减少坏人的力量，必须有强厚的社会制裁力。一个社会里不怕有坏人，而怕没有公是公非，让坏人横行无忌。

社会制裁力可分三种：

第一是道德风纪。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殊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行为理想与规范，成为一种洪炉烈焰，一个人投身其中，不由自主地受它熔化，一个民族的道德风纪就是他的共同目标、共同理想。这共同理想的势力愈坚强，那个民族的团结力就愈紧密，而其中各分子越轨害群的可能性也就愈小。这是最积极最深厚的社会制裁力。

第二是法律。法有定准，则民知所率从。明知而故犯，法律也有惩处的措置。一般人本大半可与为善，可与为恶，而事实上多数人不敢为恶者，就因为有法律的制裁。法律是秩序的根据，绝不可少。

第三是舆论。舆论就是公是公非。一个人做了好事会受舆论褒扬，做了坏事也免不掉舆论的指摘。人本是社会的动物，要见好于社会是人类天性。羞恶之心和西方人所谓“荣誉意识”是许多德行的出发点，其实仍是起于个人对于社会舆论的顾虑。

在目前我国社会里，这三种社会制裁力却很薄弱。

第一，我们当思想剧变之际，青黄不接，旧有道德信条多被动摇，而新的道德信条又还没有树立。行为既没有确定的标准，多数人遂恣意横行。在从前，至少在理论上，道德是人生要义；在现在，道德似成为迂腐的东西，不但行的人少，连谈的人也少。

第二，法的精神贵贯彻，有一人破法，或有一事破法，法的威权便降落。我们民族对于法的精神素较缺乏，近来因社会变动繁复，许多事未上轨道，有力者往往挟其力以乱法，狡黠者往往逞其狡黠以玩法，法遂有只为一部分愚弱乡民而设之倾向。我们明知道社会中有许多不合法的事，但无可如何。

第三，舆论的制裁须有两个重要条件。首先，人民知识与品格须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所发出的舆论才能真算公是公非。其次，政治须给舆论以相当的自由。目前我们人民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可造成健全舆论的程度。加以舆论本与道德法律有密切关系，道德与法律的制裁力弱，舆论也自然失其凭依。我们的社会中虽不是绝对没有公是公非，而距理想却仍甚远。一个坏人在功利的观点看，往往是成功的人，社会徒惊羡他的成功而抹杀他的坏。“老实”义为“无用”，“恭谨”看成“迂腐”，这是危险现象，看惯了，人也就不觉它奇怪。至于舆论自由问题，目前事实也远不如理想。舆论本身未健全自然是一个原因，抗战时期的国策也把教导舆论比解放舆论看得更重要。

（本文创作于抗战时期）

贺年的文化本色

刘金祥

文化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等方式固化下来的。就社会个体来说，文化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修养、道德水平、伦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就社会整体而言，文化礼仪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集中反映。鉴于文化礼仪具有重要功能和特殊作用，我国历朝历代均把开展文化礼仪教育作为道德实践的重要内容，每逢新春佳节到来之时所进行的贺年活动即为典型例证。

作为一种官方文化礼仪形式，贺年肇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秦代和两汉时期，兴旺于南北朝和隋唐阶段，至宋代由于受程朱理学的浸润与影响，逐渐在民间市井中传播扩展，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寻常百姓还是三教九流皆行贺年之礼，进入清末民初，贺年日益畸变，走向庸俗化和流俗化，尽管彼时贺贴形式繁杂多样，但贺词内容单调乏味，大都是些升官发财之类的俗语，于不觉间将市侩气味和交运心理传递到人际关系中，久之沉积为痼疾与陋习。时至今日，即便不是这年过节，人们也经常以现代通信方式，频转发一些“做大官发大财行大运”之类的口彩。贫乏的语言表述和低俗的思想情趣，导致贺年越来越远离其良好的初衷。

事实上，贺年作为一种传统礼仪形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赡的文化内涵。贺年不同于西方国家杂乱无序、狂欢嬉闹的圣诞节，它是以一种悠缓节奏和优雅方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贺年与众多西式节日礼俗迥然有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化礼仪的贺年，呈具规范功能和教化作用。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淘洗和时光磨砺，贺年早已演化为国人的一种民俗仪式，早已递嬗为具有某种人伦亲和性和情感归属性的交际载体。每年春节期间，人们以真情实感互相慰藉，以理想情怀互相鼓励，以担当尽责互相期许，从而赋予了贺年以更多社会意义和更大人文价值。特别是中国古代一些文化典籍，记载了过年时诸多家人间的贺戒、亲朋间的贺赞、同事间的贺勉、邻舍间的贺慰，不仅为贺年注入了温情暖色，而且为贺年增添了文明色彩。

时光流转到当下，伴随改革开放全面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呈现出稳步健康发展态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断攀升，礼贺仪式逐渐回归和兴盛起来，尤其是在元旦、春节期间，最为集中和频繁。保持贺年的文化礼仪的本色和属性，使其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敬重气节风范、增进感情友谊的路径和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国人的心灵仪式。贺年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节日习俗，承载着一个民族悠远的记忆和情怀，绵延着一个社会的情感归宿力和文化凝聚力。多年来，受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由共同事业建立起来的城市业缘关系的冲击，人们的血缘关系有所淡漠，亲情关系有所削弱，贺年这一文化习俗在维护家族和谐与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也有所下降。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定力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文化是每一个文化人的责任与使命。文化人过春节，更应葆有一份心灵的高贵、性情的儒雅和为人的亲和。作为文化人，我们应当更钟情充满家国情怀和民族胎记的贺年活动，愿意秉持和坚守这一被当代人看来很原始很遥远的文化礼仪。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07日16版)

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以探究人的生存意义和境界为中心，以构建人类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为职志。虽然它也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探寻事实和知识，但眷注的重心无疑在于和人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很强的人文性，中国传统学术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文学术。从孔夫子到马一浮，历代学者无不强调学问对于提升人生境界、加强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此即人文学术研究的重心和目的所在。孔子理想中的学者所从事者乃“为己”之学。所谓“为己”，即“因心以会道”（《后汉书·桓荣传论》），“以美其身”（《荀子·劝学》），指为学的目的在于学者通过内心对“道”的体悟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马一浮也说:“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学是自学……自学是要自己证悟。”（《释学问》）像孔子、马一浮这样的大儒，正是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从人文典籍中探寻对“道”的体究、证悟，并将其所得以著述或讲学形式传授给后人，由此薪尽火传，文脉得以延续、学术得以发展。

所谓人文学术研究的“技术化”，是指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强势渗透下，人文学术研究正在丧失其原初的目的和本质的属性，逐渐沦为外在于人的技术性工序。虽然人文学术也离不开事实和知识，也有可以用自然科学理念和方法处理部分和层次，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借用和影响的限度，不能无视人文学术的特点、更不能背离人文学术的本质盲目效仿。人文学术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探究人的生存意义和境界，这决定了它必然以人的生命体验为起点，以人的人生践履为归宿。人的生活和世界，首先面对和置身的是境域，其次才是与之相关的文本、典籍。当今的人文学术研究，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理念的影响下，恰恰以文本、典籍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以探究客观知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研究目的。研究者所从事的，不过像技术工人那样，在某个预定选题的统摄下，对文本进行检索、分类、解析、概括、重述、解构等等，由此制造出大量所谓规范化的“研究成果”。

形成这种研究格局的直接原因，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量化评价体系驱动的研究者急功近利之心态:借助各种数据库检索，相对容易成文，且不易被人诟病，此外要真正写得深刻到位有新意，需花费很大精力；深层原因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人文学术的强势渗透和同化。在“技术化”操作下，人文学术深受其创。一方面，向人的生活和世界敞开、与人的生命碰撞交融的人文典籍所蕴含的丰富意义被浅薄化、狭窄化了，只剩下干瘪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人文学术研究的严重异化:“学”与“人”远远分离开来，原初意义上的“为己”之学正在沦为“为人”之学。古人曾精辟地指出，“为人之学”“事归乎名，名归乎缀利”，“其终至于丧己”。遗憾的是，这些预言正在变为普遍蔓延的事实。人文学术研究偏离了这类学术赖以存在的本质属性——人文性，与研究者境界的提升、人格的涵养毫无关系，不过是博取饭碗、谋取名利的羔雁之具罢了。

（摘编自陈斐《警惕人文学术研究的“技术化”》）

①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大文明形态：一是上百万年的原始文明，二是上万年的农业文明，三是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今天正在向第四文明形态过渡，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生态学与哲学的有机融合，是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宗旨，以资源环境承载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改变粗放型发展方式和不合理消费方式为准则，以构建健康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培植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着力点，打造-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②生态文明逆生于生态的不文明。自从工业文明发轫以来，人类被迅猛发展的科技冲昏了头脑，改造自然、人定胜天、驾驭规律等超越自然法则的理念层出不穷，高潮迭起。人是自然的主宰，是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人类自我膨胀，贪欲泛滥；资源消耗毫无节制，环境污染毫无顾忌；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人类也灾难迭起。圣雄甘地对此早有警示：地球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欲。正所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数不胜数，但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走出了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陷阱。从人定胜天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人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的一员；规律只能认识，不能违背。由此，国家出台了古今中外最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筑起一道壁垒森严的屏障。

④制度是写在纸上的硬措施，道德则是刻在心中的软约束。生态文明社会所要倡导的生态道德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和道德范式，它不仅要求人对人的社会行为，而且要求人对自然环境的行为都要受到伦理评价，接受自我良心的审判。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道德水平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尺度。在“人是自然的主宰”这一工业文明理念仍然阴魂不散、暗藏杀机的背景下，仅靠法律和制度的硬约束，缺乏“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修养，是很难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因此，培养善德善行的生态美德，激发社会成员对自然的热爱、尊重和感恩是当务之急。长期以来，社会倡导和奉行的道德哲学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今天务必要超越这种传统价值观，树立在热爱自然、尊重生命、优化环境、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保障人类的发展和幸福的新理念。

⑤生态道德建设不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需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深入人心，变成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它能否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风俗习惯和道德实践，除了看我们设计的标准规范能否反映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本质，能否体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还要看道德的教化能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为社会成员所接受、信奉和遵循。生态道德的建设必须在教化的深度和广度上长期坚持，持之以恒地进学校、进课堂、进村户、进一切能够进入的媒体，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这样，才能让每个社会成员入脑入心，把它变成自我约束的道德意识，指导自己的行为。

(摘编自刘奇《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