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一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

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选自201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新东方海威时代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发布了《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仍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而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优待，如更核心的岗位、较高起薪等。

机遇与挑战并存，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

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来自光明网，有删改)

材料一：

对中医药的认识，古人是十分明确的。早在西周时期就提出了“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乃医官也”；到汉代，班固撰著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中，将医学作为“方技”，与“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并列为“一路”，反映了当时古人对医学的重视。但鸦片战争前后，中医药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1903年，清政府制定大学堂章程，中医中药被边缘化。1912年，北洋政府对医学教育只提西医，只字不提中医，发生了“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和《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列出“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与医学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等条目，形成了震动全国的“废止中医案”。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中医药的认识有了第一次飞跃：一是鲜明突破了古人把中医药作为“六路”之一的“方技”思想，明确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中的“伟大宝库”“文化遗产”，“对全世界有贡献”；二是有力回击了近代以来产生并延续的“废医论”；三是彰显了历经苦难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在坚定的文化自信下对全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形象。这次飞跃，促使中医药的医疗、科研、制药、高等教育和管理形成了体系，中医药事业向好向上健康发展起来。第二次飞跃是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从中医药与中国古代科学、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上，明确了中医药学的先进性，科学性，指出了中医药学在中华文明宝库中的重要作用。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应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贡献力量。这次飞跃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鲜明的时代意义。

（摘编自苟天林《新中国、新时代对中医药认识的两次飞跃》）

材料二：

奚肇庆教授告诉记者，通过专家组的临床观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早期以发热、乏力、咳嗽为主要症状，也有一些病人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如食欲差、大便溏稀等，主要还是湿邪为主，同时湿邪可以挟热，挟湿，可以挟疫毒，后期转变也会很快。中医在此次新冠肺炎的治疗中，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轻症患者辨证施治，可以很快改善症状，缩短病毒核酸检测转阴的时间；二是对中期、进展期乃至重病的患者，可以帮助往普通型转化，中期注重宣肺清热解毒，对病情“降级”起到了一定作用；三是对一些年龄偏大、本身抵抗力偏低、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在疾病感染过程中加强了扶正祛邪的方法，稳定病情，避免往重症转化。驰援武汉的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史锁芳主任医师介绍，中医药自古以来对外感热病疗效就非常好，就是平时的感冒、高热，只要辨证准确，往往一服药就可以退烧。很多人对中医不了解，觉得中医是“慢郎中”，其实只要用对了药，见效可以很快，疗效是肯定的。在武汉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很多患者吃了中药，效果非常好。

（摘编自新华网2020年2月20日）

材料三：

中西医之争的过程和结局遵循文化交流发展的一般规律。

某种文化因为其产生的地域不属于某特定区域，而被某特定区域人们拒绝接受，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产生的地域性，而在于这种文化科学性不强、适用性不够，不能运用于该特定区域。也就是说，西医如果不能被中国人接受，症结在于中国人用西医防病、治病效果不佳。中西医竞争，主要取决于中西医各自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当前正在发展中的近现代西方医学，是在摒弃古代西方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全新的医学体系。尤其是随着近几个世纪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医学吸取了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营养，产生了一系列成体系的基础学科。在这些基础学科支撑下，西医的诊断水平和治疗技术有了质的飞跃。较西医而言，中医还没有完成科学化和现代化。原因在于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不发达，近代自然科学自国外传入的时间不长，中医界还没能使之很好地为中医所用。中医要科学化和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医要成为世界医学，需要更快速地发展，需要在防病、治病等方面有更大的效用，要更多的发挥公共卫生功能，提供性价比更优的服务，进而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所使用。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伴随世界整体化的脚步，区域性的文明成果向全球扩散，被更大区域的人们所接受，得到广泛应用与快速发展。文明一旦离开其产生地，被其他区域人群所认识、所接受、所应用，这种文明就不再仅属于最早的创造者和产生地，而变成了所有参与该种文明创造、分享的人们所共有的成果，从而隶属于更大区域乃至全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四大发明、西医、中医，等等。因此，今天中国人所称的西医，只是说明这种医学产生于西方，自西方传入中国，并不包含归西方人所有的意思。今天，西医既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是实至名归的世界医学。中医亦然。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曾说过：“即使中医在中国消亡了，在国外还是会存在的。”中医历经时间的考验，长存不亡，同样取决于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只是就目前应用的程度来看，中医世界化的程度还比不上西医而已。历史进化历程中的人们对中西医学持有价值判断的观念标签，如旧医、新医、洋医、科学医、非科学医、国医等，受制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对于历史流传下来的概念和名词，今天的人们应以发展的眼光、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今天的我们，对于中西医之争有着更为理性、科学的判断，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聪明、智慧，而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践的验迹、中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中西医在碰撞融合的结果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据编自张玲、张勇《文化竞争视域下的中西医之争》）

材料一

恩格斯曾在散文《风景》中生动地记述过一种使他永难忘怀的特殊“体验”：“你攀上船头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骨划破的波浪，怎样溅起白色的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小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切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

这就是一种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审美体验是审美的，它不同于非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总是与如下审美特征相连的——无功利、直觉、想象、意象等。而非审美体验则常常涉及功利、实用、理智认识等特征。其次，审美体验是一种体验，它不同于一般经验。经验属于表层的、日常消息性的、可以为普通心理学把握的感官印象，而体验则是深层的、高强度的或难以言说的瞬间性生命直觉。也就是说，审美体验是一种既不同于非审美体验、又不同于一般经验的特殊的东西，它该是那种深层的、活生生的、令人沉醉痴迷而难以言说的瞬间性审美直觉。

审美体验一向是中西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美学倾向于把它规定为“兴”“感兴”或“妙悟”等，并制订出一系列相应的美学原则：诗人作诗依赖“感兴”“伫兴”，诗的作品中蕴含活生生的“兴象”：读者读诗则是追求“兴味”。由此，审美体验是被视为与人生、艺术的本质密切相关的东西。同时，中国美学偏爱感悟式的或点到即止式的美学表述方式，追求美学的“诗化”。在西方，虽然审美体验在不同美学家那里获得了不同“命名”：“迷狂”“游戏”“高峰体验”等。但在研究时，西方美学家同样将其与人生、艺术的本质关联起来。

无论是审美体验还是艺术，归根到底，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社会实践的产物，因而都应当以此为根基加以阐明。但是，社会实践又总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显现的。因此，需要追问，社会存在或社会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如何通过审美体验这个“中介”而转化为艺术的。这样，审美体验的探究价值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了。

（取材于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导言》）

材料二

艺术家的创作动力和创作动机，必须结合审美体验，通过审美创造转化为艺术品。其中，审美体验包含两个部分：人生体验和艺术体验。

艺术家并非一直处于艺术创作状态，而是像普通大众一样每天都经历着日常生活，但是他们对日常生活多了一种审美观照，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他们通过审美观照对日常生活进行延伸思考、联想想象，甚至通过灵感或直觉的心理活动建构一种与日常生活不一样的精神空间。艺术体验则要求再上升到一种新的精神高度，它是人生体验的继续延伸和不断升华，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中升腾起来。最终，艺术创造使艺术体验转化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艺术品。

这个过程被郑板桥精妙地概括为从“园中之竹”“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过程：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生体验，郑板桥在深秋之际住在江边馆驿，早晨起床看竹，太阳照进竹林的晨雾之中，如云如烟，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这个过程变园中之竹为眼中之竹，带有艺术家独特的审美观照。

第二个阶段是艺术体验，此时眼中之竹已转化为饱含意蕴的胸中之竹。胸中之竹与眼中之竹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抽象化、心灵化的意念，是在想象的、虚构的精神空间之中产生的一种艺术存在状态，是成为艺术品之前的最后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艺术创造，艺术家磨墨、展纸、落笔，把艺术体验中的虚构艺术形象转化为艺术家笔下的艺术形象，成为可见可感的艺术品，即手中之竹。

郑板桥还就此总结了两个规律：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意在笔先，即艺术体验在艺术创作之前，艺术创作只是一种外化过程，最重要的是艺术体验时期所储备的艺术意蕴；趣在法外，即艺术趣味来自艺术法则之外，艺术法则只是创作方法而已，艺术家所蕴蓄的艺术感兴，才是艺术之源。

（取材于孙先旭、胡鹏林的《艺术家的审美体验》）

材料三

顾春芳：讲审美，我想不仅要追求艺术作品的美，还要把艺术的审美体验和心思灌注于日常生活，从而获得一种“诗意的栖居”，尤其要追求人格的美。您怎么看？

叶朗：当然。美学是人文学科，研究对象是人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是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品格，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十分重视美在精神层面的作用。它引导人们重视艺术活动与人生的紧密联系，引导人们去追求心灵境界的提升，使自己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

中国美学历来认为，艺术作品的品格和艺术家的品格是统一的。最突出的例子是嵇康。《世说新语》记载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当时人说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山涛说他“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嵇康把弹琴和他的生命追求融为一体。据记载，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的音乐和生命合二为一，升华为崇高的人格境界和审美境界。我们研究中国美学，不仅要关注艺术作品，而且要关注历史上如嵇康这样的艺术家的生存风格和生命华彩，他们用自己的崇高人格和生命创造了诗意的人生境界。

顾春芳：近来美学界比较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您可以就此谈谈吗?

叶朗：日常生活的审美追求，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里的人生情趣，这也很值得研究。中国古人非常注重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一种美的氛围，创造一种快活、热闹、优雅、精致的生活世界，《红楼梦》里就有不少这样的描写。

现代社会，人们要学会主动寻找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一批文人、艺术家形成了一种优雅、精致的审美情趣。他们弹琴、赏花、品茶，开拓了一个新的生命活动的空间，这是非实用的、审美的空间，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一个张扬“性灵”的空间。在这种空间里，他们获得了特殊的审美体验，拥有了心灵的自由，于是就能更好的做学问，干事业。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

（取材于顾春芳《当前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访美学家叶朗》，有删改。）

材料一：

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有自身独特的内涵。简而言之，就是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尽情享受相对原始古朴的自然环境和古今特色文化，突出“生态”二字的价值和地位。生态旅游蕴含着四个十分重要的内涵；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即尽可能地减少旅游产业对原始环境的破坏和不利影响；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即尊重旅游地当地的文化，尽可能减少旅游产业的发展对当地文化的冲击和不利影响；对当地经济发展支持最大化，即在协调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让当地经济效益最大化，促进当地的经济繁荣；让游客满意度提升，即充分发挥地方的优势和特色，充分吸引游客，让游客能够真正享受自然原始的乐趣，尽可能最大化满足游客的游玩体验，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生态旅游是以重视生态的发展思想为基础，结合旅游地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综合统筹和满足地方生态、经济和游客等多方面的需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形态。

走生态旅游的社区（村庄）参与型发展道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动并利用好当地的力量，为了使当地的生态旅游能满足当地地方发展的需求，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发展的经济需求，通过合理规范社区（村庄）管理和旅游的产业化经营管理，将社区（村庄）建设和生态旅游相融合，合理利用社区（村庄）的人力物力，同时合理分配经济收入，促进生态旅游的管控和发展，从而实现双赢，获取利益的最大化。

当地居民淳朴热情的性格一直以来都是旅游文化重要的文化特色，也是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旅游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性格气质都是极具地方性特色的人文形象，依靠当地优良的民风和好客的态度所构建的旅游人文气息，是一个旅游地自身形象的重要标签。通过将良好的社区（村庄）文化融入生态旅游中，当地居民和游客之间的良好互动与交流，能够极大地营造轻松和谐的旅游氛围，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也有极大的提升和满足，对整个旅游产业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摘编自徐玮《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型发展道路探讨》）

材料二：

近年来，靖远县积极推进“旅游+文化”发展战略，突出“山水人文、大美靖远”旅游品牌，逐步将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民俗文化产业等深度融合，示范打造了“稻香村—瓜园村”“中国生态文化村—大庙村”等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美丽乡村，培育开发了以“靖远枸杞”“小口大枣”等7个国家地标产品为主的一批特色文旅产品，探索形成了黄河风情游、生态观光游等特色主题旅游精品线路，有效提升了靖远旅游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摘编自冯文强《靖远：生态旅游带富美丽乡村》）

材料三：

近年来，潜山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国家森林康养基地为依托，充分利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等旅游服务活动。该市发展“森林康养+旅游”，打造康体养生、“洗肺清肺”旅游产品，已建成板仓自然保护区、陌上海心谷万亩竹海、魔幻森林、山谷流泉研学、天柱山中德合作森林教育拓展、“俄罗斯村”等基地。天柱山康养旅游已成为安徽省一条重要的国际旅游精品线路，每年吸引着来自国外的数万名游客。森林康养旅游正激活该市全城旅游，2019年康养旅游收入达60多亿元，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带动脱贫攻坚的重要引擎。

（摘编自储北平、李时潮《潜山：着力发展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

材料四：

创意是创新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利用现代科技和创新理念对文化的一种再创造。文化创意要素的注入能为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新方向，通过对乡村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意象进行保护和提炼，依托文化资源，生产乡村旅游文化产品，营造难以复制和传播的旅游地文化氛围，提升文化体验，从而有效拓展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李树亮、徐柳园《文化创意视角下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途径研究》）

材料一：

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北斗“三步走”发展战略圆满完成，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

北斗三号2009年11月启动建设。10 余年来，工程建设历经关键技术攻关、试验卫星工程、最简系统、基本系统、完整系统五个阶段，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开通全系统服务。建成即开通，开通即服务。工程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一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400多家单位、30 余万科技人员集智攻关，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500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制，实现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100%。二是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高效完成组网。自2017年11月起，两年半时间高密度发射18箭30星，建成40余个地面站，快速形成星地一体化运行能力。

北斗三号具备导航定位和通信数传两大功能，可提供定位导航授时、全球短报文通信、区域短报文通信、国际搜救、星基增强、地基增强、精密单点定位共7类服务，是功能强大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其性能指标先进，全球范围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秒，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服务可用性优于99%，亚太地区性能更优。

北斗系统已全面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牧渔、城市治理等行业，融入电力、金融、通信等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智能手机均支持北斗功能，支持北斗地基增强高精度应用的手机已经上市。10年来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2019年达到3450亿元，2020 年有望超过4000亿元。

(国务院新闻办网站2020 年8月3日)

材料二：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news报道，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近代史和世界政治教研室人员涅日丹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开通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防御能力。

他表示：“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可能禁止中国使用GPS，但同时中国不可能完全指望格洛纳斯(GLONASS)，因为‘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存在美国将让卫星‘失明’的风险。在此情况下，中国军方将可以依靠本国的导航系统。”

专家补充称，外层空间不可避免地将成为超级大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对抗的舞台，尽管这与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规定的相反。涅日丹诺夫解释称，“不存在有关《外层空间条约》义务争端的调解机制。这一条约在空间军备控制方面非常有限。因此，中国这一导航系统表明，其愿意接受挑战，并且不准备在这一领域落后于俄罗斯和美国”。

(航天科技网2020年8月4日)

材料三：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在发布会上介绍，北斗要在2035年前建设一个更智能、更泛在、更融合的系统。

他表示，卫星导航有天然的脆弱性，信号弱、容易被干扰，进入室内会有一定影响。水下导航会碰到很多困难，这些都是后续要解决的。

“所以，我们要解决水下导航问题、室内导航信号弱的问题、深空的问题。比如最近火星探测，未来向深空、向更远的宇宙里，它的导航靠谁呢？北斗应该作出应有的贡献，所谓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PNT体系)就是以卫星导航作为核心和基础，把现在认知里的各种各样技术融合在一起，让它更安全、更高性能、更可靠。我们特别期待2035年这个系统的建成和到来。”冉承其说道。

(澎湃新闻2020年8月3日)

材料一：

2019年12月16日，北斗三号面向全球导航服务的最后一组MEO卫星一第52、53颗北斗导航卫星终于落子于北斗“大棋盘”的中圆地球轨道。至此，北斗三号在该轨道上规划的24颗卫星已全部到位，标志着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性能优异的导航服务，以及全球短报文通信、国际搜救等特色服务。

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虑到当时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快速投入使用的需求，我国通过充分论证，抛弃了国际上惯有的一步建成全球组网系统的路线，采取“先区域、后全球”的三步走战略。

目前，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组网已进入冲刺阶段。按照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上半年发射两颗地球同步轨道GEO卫星，全面建成北斗三号系统，为全球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启动了北斗系统接续发展的总体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计划于2035年前，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

材料二：

2020年6月23日上午，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直冲九霄，我国提前半年完成北斗三号全球星座部署。

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共30颗，其中有24颗是中圆地球轨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这三种卫星分别被大家亲呢地称为“萌星”“吉星”“爱星”。

“吉星”是北斗三号系统中功能最强、信号最多、承载最大、寿命最长的卫星。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测定、短报文通信、星基增强、精密单点定……“吉星”升空入轨后，大大提升了北斗的应用场景。

“吉星”具备卫星精密单点定位功能，可实现动态分米级、事后厘米级的定位服务，服务于汽车自动驾驶、船舶精准停泊等。

除“吉星”外，“萌星”灵活小巧、覆盖全球，“爱星”位居高轨道、单颗覆盖面广，都从不同方面增强了北斗三号的功能性能及整体技术指标。

中国北斗独创的“三种轨道”“三种卫星”的混合星座工程建设，在国际上亦属首次。

材料三：

随着“北斗三号”圆满发射成功，我国建成了覆盖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工程也掀开了从建设到应用的新篇章。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更优的性能，迸发出更多活力，赋能各行各业，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组网成功后，北斗空间定位技术将能更多地应用到民生领域。”杭州北斗时空研究院技术总监陈正炜说，“误差只有厘米级，能很准确判断车辆在道路上的行驶情况，后台通过数据运算可以判断车辆是否闯红灯，是否违停，以此促进行业自治和规范。”

业内专家表示，近年来，基于“北斗”的导航服务已被电子商务、移动智能终端制造、位置服务等厂商采用，广泛进入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等领域，而“北斗”全球组网后，北斗应用的新模式、新业态、新经济将不断涌现，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国利 六艺）

大匠吴良镛:让中国人诗意地栖居

2012年2月14日，两院院士、中国建筑教育奠基人、建筑学家吴良镛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吴良镛一生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荣誉。

1922年，吴良镛出生于南京城南谢家祠。他名字中的“镛”，乃古乐器——奏乐时用来打节拍的一种大钟。父亲希望他能奏出生命强音。吴良镛从小爱好广泛，喜欢吟诗作画。读完《红楼梦》后，他突发宏愿，希望将来也建造一座像大观园那样秀美的园林建筑。

1940年，吴良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大学里，吴良镛的才华很快显露，他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梁先生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建筑奇才，便让他当自己的助手。得到梁思成先生的赏识，吴良镛欣喜不已，这也让他能有机会看到梁思成从国外带回的最新的建筑领域前沿资料，开阔了眼界。从此，梁先生成了吴良镛学术与人生的引路者。

1948年，在梁思成的推荐下，吴良镛赴美留学深造。在美国求学期间，吴良镛深受沙里宁的器重。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沙里宁对弟子吴良镛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1950年，正当吴良镛想继续深造时，忽然收到恩师梁思成的信函——“中国急需建筑人才，见信速归!”吴良镛赶紧收拾行囊，回到祖国。归国后的吴良镛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执教。与恩师梁思成一样，他的刻苦勤奋也是出了名的。吴良镛学术思想前卫，讲课时妙语连珠;为人随和风趣，也很正派，亦师亦友，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平时生活也很朴素。

20世纪50年代初，针对建筑人才匮乏的问题，吴良镛呼吁重视建筑教育，建议建筑专业要与建筑教育相结合，从而更有效更多地培养基本建设生力军。在吴良镛的努力下，清华建筑系人才辈出，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建筑教学中心之一。

改革开放后，高瞻远瞩的吴良镛提出了许多系统的设想与建议，一直致力于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学之路。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进行旧城改造中，吴良镛也遇到了与恩师一样的困境，为保护北京历史遗迹四处奔走呼吁。为此，他对北京旧城区进行调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提出了“有机更新”的整治理念和建造“类四合院”的住房体系构想，这样既能满足民众现代生活的需求，又能很好地保护和传承老北京的建筑古韵。他的“有机更新”理念，很快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菊儿胡同改造中得以应用。在他看来，城市和人体一样，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应该保留相对完好的，逐步剔除破烂的没有文物价值的，但是新的建设要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剔旧。

吴良镛认为，北京的旧城改造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创造一种社会型住宅，因地制宜，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美观舒适的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风貌相吻合，做到两者相得益彰。按照吴良镛的“有机更新”的理论改造完成的菊儿胡同白墙黛瓦，柳绿花红，一派祥和宁静的景象，既保持了老北京的建筑特色，又弥漫着现代生活气息，体现了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成为北京危房改造中的典范之作。1993年，菊儿胡同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一位英国建筑评论家说:“菊儿胡同的成功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房改造，都具有指导借鉴意义。它既能保持城市历史底蕴，又能使城市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新旧交融，相得益彰，开辟出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途径。”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5月24日，由美国国家太空协会（NSS）主办的年度会议“国际太空开发大会”在洛杉矶举行。美国国家太空协会（NSS）是一个致力于创建太空文明的独立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历史可追溯到1974年成立的国家太空研究所（NSI）和1975年成立的拉格朗日点协会（L-5）。

本届“国际太空开发大会”的主题是“太空旅行：把人类送入太空”。大会安排了内容丰富的深空探测成果汇报、太空移民方案和太空资源开发与技术探索展示。与20世纪7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奥尼尔提出的通过在拉格朗日点建立人造圆柱体来实现人类太空移民的梦想不同，目前美国太空移民以在月球、月球轨道乃至火星建立人类定居点为努力方向。美国太空界已经着手开始探索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月面的熔岩管建立人类基地，在火星的Noctis登陆是否可行，如何在火星开展资源勘探、开采与利用，如何为人类火星基地提供能源等。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大会上重中美国探测火星的计划——2018年将无人探测器送至火星，为建立人类聚居地选择地点；2021年，用“龙”飞船将人类聚居地组成部分的两个居住单元、两个生命支持单元和两个供给单元运至火星；2025年，实现首批志愿者登陆火星。

（摘编自《管窥太空超级大国——参加2018年“国际太空开发大会”》2018年6月13）

材料二：

美国物理学家与天文学家斯蒂认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基因病毒流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乃至外星文明的入侵，这些都是地球的可能终局。摆在人类眼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老死在地球上，等待灭绝；另一条是移民其他星球。而火星以其与地球的诸多相似性，无疑是移民的最佳选择。最新研究显示，人类已经找到火星有液态水的记录。火星的自转速度与地球几乎相等，自转一周为24.6小时；火星上有稀薄的大气，有四季交替的气候变化；火星地貌同地球地貌差不多，有高原、平原和环形山；特别是火星大气层中也存在臭氧层，可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为火星表面创造有利于生物生长发育的条件。

然而探索外星和移民外星绝非易事。人类作为在地球上生活的哺乳动物，想要进行星际旅行或是在外星生活，必须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险。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了人体在太空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在从地球前往火星的大约半年的旅行中，宇航员会处于失重状态，在火星的表面，宇航员所体验到的重力也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宇航员们每次最多只能在太空环境中工作6个月，调查显示，女性在国际空间站工作18个月，男性工作24个月，所受到的宇宙射线的辐射总剂量就会超过其一生可接受的限度。在太空中旅行，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人体极大程度地暴露在宇宙辐射之中。这种来自宇宙中的高能量原子碎片极难抵御，它们可以穿透层层防护，伤害到人的细胞和DNA。一份来自加州大学的报告显示，宇宙射线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大脑损伤，包括老年痴呆、失忆、焦虑、抑郁，同时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材料三：

随着人类深空探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火星的探测已成航天大国追逐的目标。中国国防科工委“航天工程中心”早在2016年8月就正式启动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宣布将于2020年让探测器登陆火星，一步实现“绕、落、巡”工程目标。探月工程技术积累和火星观测研究让人类具备了“离开自己摇篮”的能力，国际航天机构均将探测重点瞄准火星。火星与地球相比，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火星表面非常干燥、年平均温度零下六七十摄氏度、火星大气稀薄、气压只有地球上的百分之一。据介绍，未来改造火星可能会实现。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介绍，中国开展火星探测的可行性论证与探月工程几乎同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4月正式立项，计划在2020年实现火星轨道器环绕探测和火星车软着陆巡视探测。美国火星探测计划借助“好奇号”火星车将配有高精度仪器的实验室搬到火星。中国火星探测计划则是火星轨道器+火星车的“天地组合”协同工作。在欧阳自远看来，在改造火星、建造火星基地的过程中，为人类移民火星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可能是一批基于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尽管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探月工程，但深空探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目前仍处在基于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弱人工智能的阶段。

（摘编自《“火星移民”可以实现吗？中国火星探测计划进展如何？——专访欧阳自远院士》2017年8月24日）

材料一：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6月1日以来，南方出现6次强降雨过程，截至7月12日，长江流域平均降雨量达40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9%，超过2016年（395毫米）和1998年（358毫米），成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

国家气候中心将今年长江流域强降水从暴雨持续时间、暴雨强度两个指标与1998年、2016年强降水分析比较，1998年长江流域主雨带降水量超过700毫米，2016年是580毫米，今年到目前为止是600毫米。从降水范围看，1998年是全流域暴雨，今年强降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沿江地区，与2016年相比范围较广，但比1998年范围相对小一些。因此综合分析研判显示，今年长江流域的暴雨和1998年相比较弱，但比2016年强。

（摘编自李玉坤等《南方这场暴雨洪灾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水平？》）

材料二：

（摘编自网络）

材料三：

河流洪水根据产生的原因，主要可分为：暴雨洪水、融雪洪水、冰凌洪水、山洪、泥石流和溃坝洪水等。河流洪水之中的山洪是中国最为头疼的一个方面，我国受山洪灾害影响区域非常大，有386万平方公里，涉及近3亿人2076个县，洪涝灾害人员伤亡中有70%都是由山洪灾害造成的。

海岸洪水主要由大气扰动、天文潮、海底地震、海底火山爆发等因素形成的暴潮造成，大致可分为天文潮、风暴潮、台风（飓风）、海啸等。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地形、地质特性差异很大。如果沿着400毫米降水量等值线从东北向西南划一条斜线，将国土分作东西两部分，那么东部地区的洪涝灾害主要由暴雨和沿海风暴潮形成；西部地区的洪涝灾害主要由融冰、融雪和局部地区暴雨形成。此外，北方地区冬季可能出现冰凌洪水，对局部河段造成灾害。

随着城市发展的加快，建设和开发会改变自然排水系统，造成全新的洪水风险。这是由于建筑、停车场和道路的建设，导致了吸收暴雨、飓风和热带风暴带来的多余雨量的土地面积的减少。

另外，发展农业，扩大耕地，修筑堤防，围湖造田，与水争地，洪水的排泄出路和蓄滞洪场所不断受到限制，自然蓄洪能力日趋降低；加上山丘地区土地的大量开垦利用，山林植被的破坏,以及居民点、城市、交通道路的形成等，都不断改变着地表状态，使洪水的产生和汇流条件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加重了洪水的危害程度。

（摘编自《2020，中国将有可能发生大洪水，最严重将几个流域同时爆发》）

材料四：

现有的适应气候变化和降低灾害风险战略，主要包括硬措施和软措施。硬措施包括强化蓄水设施、气候防护基础设施，以及通过引入耐淹和耐旱的农作物品种来提高农作物韧性。软措施包括洪水和干旱保险、预报和预警系统、土地利用规划以及能力建设（教育和认知）等。

通常情况下，硬措施和软措施共同发挥作用。例如，城市规划可以通过科学合理设置排水系统，提供安全储存洪水的空间，以提高抵御洪水风险的能力。因此，城市发挥着“海绵”的作用，可以减少洪水侵袭造成的损失并将雨洪作为资源进行利用。

社交媒体和移动电话服务之类的现代通信方法，是提升通信和预警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干旱和洪水监测系统也是降低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决策过程中，广泛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关键要素。需要进一步做好水资源管理和灾害风险管理的机构间协调，特别是跨境流域，目前全世界大多数的跨境流域管理仍然碎片化。

（摘编自《世界水发展报告》）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林业局获悉：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24%意味着毛乌素沙漠即将从陕西版图“消失”。

毛乌素沙漠曾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自唐代起至明清，由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毛乌素地区逐渐变成茫茫大漠。

播种绿色，是陕西人70年的坚守。随着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国家重点工程相继启动，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和脚步“定格”在这里。全国治沙英雄牛玉琴30多年治沙11万亩，使不毛之地变成了“人造绿洲”；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在14任连长的带领下，累计推平沙丘800多座，营造防风固沙林带35条；石光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股份治沙公司，一生只做治沙这一件事……

70年来，榆林以年1.62%的荒漠化逆转速率，不断缩小毛乌素沙漠面积；栽种的树木按1米株距排开，可绕地球赤道54圈；林木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0.9%提高到34.8%，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多公里。

“绿水青山”来了，“金山银山”也跟着来了。这些年，榆林风沙区大棚种植、育苗、沙漠旅游等蓬勃兴起，全市从事沙产业的企事业单位150多家，年产值4.8亿元，从业人员10万余人。

(摘编自《毛乌素沙漠即将从陕西版图“消失”》，《陕西日报》2020年4月23日)

已有的沙漠改造经验，往往是在外延上下功夫，种树、种草，取得了许多成效，但这种沙漠治理方式不仅需要大量的投入，还经常面临着沙进人逃的窘境和风险，重复治理不断。若从内涵上着力进行突破，不仅可以一劳永逸地改造沙漠，而且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我国沙漠的表面土壤普遍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成分是砒砂岩，另一种成分是沙子。砒砂岩一旦裸露就风化，一遇风就起尘，一遇水就松散，随水大量流走，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沙子，结构松散、漏水漏肥，不能形成土壤团粒结构，同砒砂岩一样，是导致土地资源生态退化的“罪魁祸首”。

两者能不能结合起来，变两“害”为一“宝”？陕西省组织科学家从改造沙漠的内涵入手，进行了一项前无古人的研究试验。

科学家和工程人员起早贪黑，在沙漠采取沙和砒砂岩样本，在实验基地建设了14块试验田，进行不同配比的土壤试种，研究在不同水旱条件下土壤胶结作用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几度寒暑，科学家们发明了适宜不同农作物生长的砒砂岩与沙组合配方，集成了砒砂岩与沙组合成土的配方技术、田间配置技术、规划设计技术、规模化快速造田技术和节水高效技术，在实验室和田间实验研究基础上创建了在生态脆弱区水土耦合高效利用模式，形成了完整的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技术。

经过艰苦的努力，沙漠改造首先在试验田取得成功。连续几年平均亩产马铃薯超过5000斤，玉米单产平均超过1600斤。

(摘编自《且看大漠神工》，《人民日报》2014年9月14日)

毛乌素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属鄂尔多斯高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区，包括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南部、陕西省榆林市北部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盐池县。

毛乌素沙地的治理在“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大背景下，未治理面积仍然很大，林下经济、复合农林业仍处于发展初期等问题，不论是生态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有很大提升空间，距离达到可持续的产业化治沙仍有较远距离。

同时，该区域已有的“沙产业”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分析，缺乏对当前发展现状的评价。尤其缺乏对在一线实践“沙产业”的企业机构的定义梳理、统计分析。要了解“沙产业”的特征、问题、前景，实现其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更准确地把握沙漠治理产业化的现状。

为此，本研究给出了“沙产业”企业的定义，编制了毛乌素沙地“沙产业”企业清单，并通过对位于毛乌素沙漠的各县级区域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农林牧渔业发展水平、沙产业企业数量及规模等情况的分析，评价了当前毛乌素沙地“沙产业”发展水平，为下一步的优化提升提供参考。

(摘编自《毛乌素沙地“沙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6期）

文儒

李伟

“文儒”型知识阶层出现于我国的中古时期。作为一个合成词，“文儒”的基本含义是指“儒学博通而文词秀逸”，从词义本身而言，“文儒”应为“文”和“儒”两大概念的综合。“文”与“儒”的结合以儒学所推崇的礼乐文化为文化渊源，并兼容政治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同时又与儒学在历史发展中显示出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思想胸襟密切相关。这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功利、文学审美和思想学术三者融通的文化基础，更是我国关于“文”之理念有别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文化根源。

“文儒”型知识阶层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多集政治高位、文坛宗伯和学林领袖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其发展历史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具风采的典型士人，这些典型士人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深刻体现出“文儒”发展的嬗变轨迹，并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文化风采。

南北朝后期是“文儒”思想观念初步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与当时南北方的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当时南北方的政权纷纷成立各种文化机构，延揽儒生和文人。虽然此时的“文儒”还未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知识阶层，但他们依托于文馆制度，积极响应君主文化建设的号召，通过编纂大型书籍、创作礼乐文章和写作个人文集等各种形式，深刻参与到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建设中来。

盛唐时期是“文儒”型知识阶层从思想观念走向现实化的时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断涌现，以张说、苏斑为代表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物深刻影响着当时著名文人的创作和思想。李白、王维、杜甫等都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无不受“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影响，苏颐之于李白“广之以学”的建议和张九龄对王维政治生涯与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如此，杜甫作为饱受儒学思想濡染的诗人，更是对“文儒”非常崇拜，其献三大礼赋的行为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参与制礼作乐的政治期待。

两宋儒学的嬗变强化了“文儒”文化影响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国宋代及以后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观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三位一体”。究其根源，正是盛中唐以来“文儒”型知识阶层在时代影响、学术转型和政治形势作用下的分化流变所致。个体文士作为“文儒”，虽然总体上是“三位一体”，但个性风格差别很大，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苏轼之风流潇洒与二程之儒者敦厚，正说明“文儒”到此时已成分化之势，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综合形态。

宋代以后，中国进入“近世”时期，古典文明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局模式，其中体现于文人形态方面，则是明清时期的“文儒”型知识阶层大致延续两宋模式。在遭逢时代变迁与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会适当调适思想心态，寻求自我精神的安顿之所。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