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的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的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为人类馈赠了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称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

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是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单，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作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

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恩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威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

“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公晓慧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聚敛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是在庙堂上还是在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蠹》提到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都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的。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非隐非仕，不农不商……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者、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诸如“良田百顷，不如薄艺在身”“技多不压身”等说法不胜枚举，工匠文化渐成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出于这种朴素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精益求精，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字眼，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和提升，他说:“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和阐述——“盖事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此外，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有删改)

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为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中国诗词大会”中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的16岁高中生武亦姝经过三轮比拼击败四期擂主《诗刊》编辑彭敏，最终获得央视年度总冠军。“颜值与才华齐飞”，武亦蛛成了众人崇拜的“才女型偶像”。高达11.6亿的收视人次，也让节目的策划者始料未及。为什么本是小众化的中国古典诗词能够以如此大众化的方式脱颖而出？央视记者在采访一位观众时，他的回答精彩、准确：“诗词是小众的，但在某些家庭、某个人的心灵岛屿里，诗词却是千山万水，是他们的‘主旋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在评价古典诗词时讲道：我们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和事实，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依然牢牢地扎根在民间，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力的重要来源。

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手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有改动）

材料一：

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似乎正在另辟蹊径。文化在继承和创造上讳莫如深，只在肤浅、入世一途着力，深度和广度干瘪萎缩。看电视节目可知，虽然频道上百，也还是有限，不看者是大多数，在他们，麻将和拜物也可以排遣生命之无聊，就算是玩物丧志，其好玩程度也超过为拜物而说教的娱乐节目、为正确而说教的谍战肥皂剧。现代中国之精神生活，如果去除小资文化营造的充斥于媒体、旨在鼓励拜物的文艺腔，其实最普遍最具影响力的是麻将和拜物。

(选自于坚《麻将声里听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相声之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过程。文学史家们早就指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向现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从宋代“滑稽戏”开始，便向戏剧靠拢了。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中脱颖而出，从行当角色变为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喜剧意识。

形式的背后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高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被扭曲的“喜剧性”。《梦中婚》做梦娶媳妇的幻觉、《醋点灯》无钱打油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父子、夫妻、兄友的伦理秩序因世道骤变变得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贼说话》——“贼”没偷成反而“被偷”，《小神仙》举世皆穷唯江湖术士发迹变泰，描绘着人心不古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这诸多“论”中，抒发并释放了市民的愁绪，表述了人们朝不虑夕、六神无主的生存尴尬。《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皮袄到了当铺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各种生意，无论是大是小，都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传统相声的讽刺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即使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能令人感到铸就其性格堕落的社会和历史阴影。传统相声还充满着自嘲和自省精神，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怀，寻找心灵的自由，“引起疗救的注意”。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旧世界的尘埃不足为怪。尤其是深入骨髓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的地方；但情趣的提高，当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薛宝琨《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材料三：

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随着时空距离的不断压缩、时尚流行的全球同步化，特别是数字化的泛在式存在，使我们越来越难以界定“我是谁”“什么是我们的文化认同”。面对日益碎片化的文化现实，人们越来越把目光聚焦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上。

然而，年青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度有所下降。其实，并非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够，也不能抱怨年轻人静不下心。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档。要让今天的年轻人接受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重新回到私塾念“子曰”“诗云”不太可行，所以如何找到现代化传承之道至关重要。比如，正在播出的原创文化探秘类节目《七十二层奇楼》，就将探险寻宝的模式移植到了对传统文化的探寻中，年轻的观众通过观看节目，既满足了好奇心，也完成了一段对传统文化追根溯源的旅程。

这个节目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的点点滴滴，涉及文化遗产、民间传说、传统工艺、诗词歌赋，时间上更是从先秦跨越至明末清初。节目制作团队解读文化、解开谜题的过程让年轻观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培养起文化自信。

(摘编自《光明日报》，《传统文化应实现当代传播》)

材料一：

文学批评在当下确实面临着尴尬的生存处境，一方面文学批评失去了学界的认同，另一方面文学批评也面临作家和读者的质疑，就是文学批评家本身也对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产生了怀疑。究竟我们该如何应对现实的问题，该如何走出文学批评的尴尬处境，我们呼唤着文学批评的实与真。

导致文学批评如此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批评家自身的问题，如批评家缺乏对作品的真正的感悟能力，无法对作品进行审美阐释和精细解读；批评家缺乏责任感和艺术良知，自愿堕落为商业写作和消费主义写作的吹鼓手；批评家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学术修养，无法准确估价和判断文学创作的各种现象；还有的批评家甚至缺乏跟踪与熟悉文学创作现象的热情，不了解文学的基本态势。

批评家坚持批评要落实到“文学性的思考”的层面，在批评中坚守文学的精神是一个关键，只有落实到了文学性的思考的层面，批评家才能与作家进行平等对话，批评家才能和作家一道展开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与道德的对话，文学批评才能引导文学创作对崇高精神价值的追求。

批评家要开拓视野，丰富理论资源，建构全新的批评话语空间。有些批评家不但没有真正领会和吸收中国文论的精髓，而且对西方的文论还抱有成见甚至充满敌意。对西方思潮在吸收其合理成分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怀疑是必要的，批评家也应该有这种文化的自觉和自律，但我们应该避免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连婴儿都抛掉了，应该尽量使西方学术资源本土化，新的批评话语空间不能建构，文学批评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谭旭东《文学批评的实与真》）

材料二：

如何重建文学批评与读者的联系，使其获得一般读者的认可，从而实现文学批评引领审美潮流的使命，这就要使文学批评克服各种“寄生”的缺陷，重塑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要从尚未消化的艰涩理论中摆脱出来，消除理论依赖症，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而把它揉碎，把它从沉睡中唤醒，有时候也把它创造。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可以说，他梦想中的文学批评，就包含着批评的素养、观念与语言，这就说明，对令人“感动”的文学批评的追求具有共通性，无论中西。

文学批评应该着力于人心、人情、人性的深切体察，着力于文学人文魅力的感性体认，用通俗、清新又灵动的语言，传递阅读感受，以真诚的态度、对话的方式，建立批评家与作家、读者、作品、世界之间的联系，用贴近生活的文艺观念和逻辑方法进行阐释，推动作家去探索和追求，同时给读者以阅读享受和审美启迪，感受到鲜活的社会气息和人文情怀。

（摘编自明飞龙《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批评”》）

材料三：

思想是文学批评的盐，是灵魂，是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也是文学批评赖以存续下去并诱使一代又一代杰出头脑投身其中的理由。

那么，思想又是什么呢？思想是对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不断重新定义与发现，身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必须时刻警觉，同时代文学在技艺上有哪些精进，又有哪些新的开创，这一风格与传统有怎样的关系，对未来写作又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所必有的意识，也是他必须要在文章和谈话中反复回答的问题。思想还包括认识生活的能力，辨别现实生活与文学世界的关联与差别的能力以及将知识、情感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能力。由是，文学批评摆脱对他人文本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与他所评论的对象携手前行的资格，共同在这广袤的

人世间探险，共同探究人类生活新的可能。

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思想从何而来？思想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披荆斩棘认识生活的勇气和能力，也需要理解言词的智慧，特别是，它需要理论视野。一度，艰涩理论让文学批评的读者望而生畏，于是，一些批评家将理论视为批评的敌人，认为庞杂的中外文艺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水土不服”，滥用理论使得中国文学成为理论家跑马圈地的训练营。滥用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完全放弃理论训练、丢掉理论透镜，文学批评可能沦为仅仅抒发个人情感的读后感。

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批评应该作为写作而存在。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对阅读怀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热忱。各种各样的书包围着他，他不知疲倦、专心致志地阅读，并不断为这个世界引入新的意义。

（摘编自岳雯《文学批评一样需要思想创新》）

材料一：

诗词与音乐的碰撞，抑扬顿挫与绕梁三日的结合,《经典咏流传》的目的是经典永流传。这档探索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的节目给诗词带来了不一样的演绎与解读。经典诗词的传承不应该只存在于语文课本中，更不应该只存在于老师逐字逐句的解释之中。每首诗词都有自身独特的意境和韵味，僵硬的讲解会破坏这份美感。诗和歌的结合，是回归也是创新，这种结合赋予了传统诗词文化一种新的传承形式。

“寓教于乐”是教育工作者常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字，“教”是目的，而“乐”是手段，经典文化的传承也需要寓教于多种形式。传统文化有时离我们很远，远到反复朗读背诵，逐字逐句分析也觉得生僻晦涩，难以理解。传统文化有时又离我们很近，近到在一次游戏、一次欣赏风景或者是一次参观博物馆时就可以脱口而出。传统文化不应该只是在课堂与书本中，一些新颖独特的形式反而可以赋予文化新的生机，也更能唤起学生的兴趣。

“文以载道，歌以咏志”。看似毫无关联的文章和音乐，恰恰提供了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索。正如贺拉斯所言：“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传统文化本身并不缺乏独特的魅力，而新颖独到的形式则可以让这种魅力大放异彩，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乐意去探索经典文化。新颖的形式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古与今的碰撞。可以激荡出耀眼的火花，赋予它新的活力。

(摘编自吴一鸣《创新传承的形式》《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

材料二：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经过历史积淀的经典戏曲，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文化殿堂里占有重要一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丰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

地处东府的渭南，戏曲剧目繁多，素有“戏窝子”的美誉，秦腔、碗碗腔等剧种在此十分流行。当年一部《梁秋燕》，可谓轰动一时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坊间有言：“看了《梁秋燕》， 三天不吃饭。”足见《梁秋燕》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如今，临渭区为学生们编排了《梁秋燕》《花木兰》《十二把镰刀》等经典传统戏曲，并组织专家编撰戏曲教材，同时成立校园戏曲兴趣班、戏剧社团，开展中小学生戏曲大赛，这就为普及戏曲艺术课程，实现“戏曲进校园”活动常态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戏曲进校园，无疑对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激发学生想象力、增加艺术细胞、加强艺术修养，都有显而易见的好处。作为美育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戏曲进校园让中小学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亲密接触，既能启迪思维，又能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寓教于乐，把宣传和思想教育渗透到娱乐活动之中，为中小学生“减负”助力。

(摘编自雷钟哲《传承传统文化要跟上时代步伐》《陕西日报》2018年11月21日)

材料三：

为进一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五四青年节前夕，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邀请到刘明华教授到校举办“国学传承与文化自信”讲座，并指导传统文化进高校的有关工作。

据了解，本次讲座是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五个系列活动之一”。该学院已经连续五年举办“五个‘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每年以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为主题，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举办各类传统文化活动。

活动现场，刘明华教授从国学热的背景、国学的内涵、从大师风骨看文化自信三个角度，为大学生们解读了2017年发布的“两办国学传承18条”，指出在这两个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被国学吸引，意识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他认为，国学的内涵就是传统文化，形式以文言为主，内容为经史子集，学科属于文史哲，中心内容是儒释道。他向大家介绍了以对繁体字的坚持表达文化自信的吴宓、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两位国学大师的事迹，告诉同学们风骨源自文化的力量，鼓励大学生为实现文化强国而努力。

(摘编自《传统文化进校园传承国学经典增强文化自信》，华龙网2018年5月3日)

材料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让世界粮食问题成为衍生热点，也让国人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关注度提高。危机总是验证一个战略“行不行”“好不好”的最好契机，把中国的粮食问题掰开揉碎，在危机的聚光灯前“照一照”，有两个字很醒目，一个字是“藏”，一个字是“紧”。悟透了这两个字，不仅会夯实信心，也能给人以启迪。

“藏”，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藏”。当然也包括藏粮于库。一个“藏”字，体现了我们在粮食问题上的智慧。曾经我们只知道把粮食藏在农民的小粮仓、藏在国家的大粮库，但粮食藏不了多长时间，时间一长就不能食用，变成陈化粮，新粮压旧粮，这样藏在库里太浪费。既要藏粮，又不要浪费，怎么办？就要把握好库里粮、地里粮和土里粮的平衡，库里粮好理解，地里粮也好懂，就是正在生长的粮，什么是土里粮呢？说白了，就是有可以种粮的地，还包括水、肥、种、具。说到这里，藏粮于地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就是要保持足够的粮食生产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在急需时可以马上启动。18亿亩耕地红线绝不能被各种忽悠给忽悠了！

而“藏粮于技”呢？就是发展促进粮食生产的技术，把粮食的生产能力藏在技术里。这技术包括硬技和软技，所谓硬技，指的是高产优质品种选育、土壤改良、农机农具革新等，这些都直接作用于粮食生产。所谓软技，指的是生产形式、经营方式、管理模式、农艺传承、市场能力等，以确保粮食种下后能收获最多、效益最大。有了硬、软两方面的技术储备，只要老天爷不发大的脾气，粮食就能做到急需时能马上生产，生产了一定能丰收，丰收了一定能增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本质上是始终保持粮食的生产能力。有了这两“藏”我们不仅在粮食安全上能保持主动权，在决策上也有更大的腾挪空间，而且在国际博弈上有稳固的战略后院。

既然讲“藏”，就不适合太推开天窗说亮话。因此，强调“藏”，就还有一种字面意思需要我们心领神会，这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需要，也是战略博弈的基本要不。中国文化向来崇尚藏而不露，其实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常态。对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把实力藏一藏、藏好了，就能进退有据。

“紧”？就是紧张、抓紧、不放松、紧平衡。

所谓紧张，就是“紧张谁”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头等大事，当作不能有闪失的事，当作一失万无的事。粮食就是这个紧张的对象，这些年我们国家在粮食上实现的“十六连丰”，除了“地”与“技”上的能力，上上下下对粮食工作“紧张”，是我们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所谓抓紧，主要指抓“两个积极性”，一是政府抓粮的积极性，二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是在粮食生产上，一定要让地方政府和农民都“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有实惠”。

所谓不放松，就是时时刻刻都要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根弦在粮食不够的时候要绷紧，在粮食充裕的时候也不能松，特别是在粮食连年丰收的时候，更要防止思想滑坡、政策滑坡、工作滑坡。这之中，思想滑坡是第一面骨牌，任何时候都不能倒。这是粮食安全上最沉重的警示，也是一切工作最深刻的启示。

所谓紧平衡，既是对我们的粮食供求的一种现状描述，也是粮食供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不平衡肯定是不好的，紧缺和太多都不好，虽然多的烦恼比少的痛苦要好，但甜蜜的烦恼毕竟也是烦恼。但紧平衡就不是这样，它总体保持平衡，不会有大缺大余，既保证了稳定供应，又没有供大于求，同时又给市场以一定的张力，向供需双方都发送信号，给生产者的积极性以一定的鼓励和刺激，为消费者的承受力增加一些预期和韧性，也能引导更多资源投向粮食产业。同时，对国际市场也是一个明里暗里的讯息，价格合适我就买一点，让自己的土地歇口气：价格不合适我就不要了，大不了让自己的地再辛苦点：如果太贵了，我还可以卖一点，赚一笔钱。这就是紧平衡的主动！

(选自2020年09月1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可以说，历史上的任何盛世都没有做到像如今这样物质极大丰盈，不怕买不到，只怕想不到。坐在家里，轻点鼠标，千山万水外的农产品，都能风雨兼程地给你送来。

但与此同时，在一些人心目中，对粮食问题出现了一些认识偏差，亟待纠正。

一个是粮食一般商品论。认为粮食与其它农产品、甚至工业品一样，都是一般商品，这犯了颠覆性错误。这些年来，舌尖上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确实到了“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的程度。对全社会来说，粮食降格为一般商品，而且还是价格偏低的商品，人们又怎么会打心里爱惜粮食、悯农崇农呢？粮食不是一般的商品，一旦成为一般商品，那它一定会以它固有的特殊方法证明给你看，它不一般！只是这样的证明过于激烈，毕竟饿肚子的感觉才走了40年。

一个是粮食国际购买论。这些年，一些人认为，不需要种那么多粮食，只要有钱，哪里买不到粮食？对粮食尤其是主粮，必须始终坚持我们的新型粮食安全战略不动摇。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就导致了国际贸易链的问题、导致多国囤粮。到了危急关头，你买不利，即使买得到，你也运不到。何况，国际战略博弈不一定讲究成本核算。你的对手，尤其是强势对手，为了消耗你，不讲道义原则，不讲市场规则。只讲丛林法则。而我们对国际购买形成了市场和心理依赖。撂荒了“自给”的物质和心理基础，危急时候必会手忙脚乱。

一个是粮食比较效益论。这种观点认为，生产粮食比较效益不高，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呢？在他们看来，招商引资搞发展，搞工业、搞项目、搞城市化建设，就业多、税收高、发展快，而且增长数字、政绩数字很亮眼，综合效益很明显。而抓粮食呢？不但对一地的就业、税收、发展没有显著的增加作用，而且还要多花钱，政绩作用也不明显。如果每个地方的决策者，都这么想、这么做，大家都不抓粮食，都等着别人去抓粮食，我们工业、城市、发展肯定会耀眼，但饿着肚子恐怕欣赏不了这“耀眼”！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和农业，粮食安全性命攸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

(选自2020年09月1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该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21颗卫星，第2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中国轨道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0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这-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 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这三类卫星在不同的规定上坚守岗位：“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2颗“爱星”。

(摘编自2019 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颗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0/IGSO 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 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