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魏晋玄学

袁行霈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烦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陶渊明读经不拘泥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渊明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

孔子在他笔下已不是其本来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陶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与崇尚自然的旨趣并不违背的成分，陶渊明可以方便地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诗里。他只取其中爱好自然这一点意思，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本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了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

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和胜解，这就是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

（节选自《袁行霈教授讲解陶潜》，有删改）

材料一：

一项统计显示，中国0-14岁群体达2.3亿人，市场消费规模已达4.5万亿人民币并仍在高速增长。除去生活用品等物质消费外，儿童文化消费也越来越热。

不过，生活中这样的情形时常发生：当你走进影院、剧院中，会发现孩子看得热闹，大人却在一旁索然无味地刷手机甚至酣睡。确实，一些儿童文艺作品叙事结构失衡、人物扁平苍白、故事缺乏新意，只能靠掐着嗓子的奶音和不断出现的噱头吸引儿童，“粗制溢造”“庸俗”“小儿科”成为低幼的标签，低幼着实变成了低级。

如何让“低幼”不再“低级”？风靡全球的动画片《小猪佩奇》颇有启示意义。这部动画主要针对5岁以下学龄前儿童，这个年龄段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前运算期”，处于这一时期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非常短暂，加之缺乏连续记忆能力和逻辑能力，导致他们不会对事物做理性的分析与思考。《小猪佩奇》每集只有5分钟，一个小小的故事讲述完毕，场景就开始转换。从画面上看，动画构图采用简洁的单线条设计，所有人物、植物、建筑、自然风光也都用标志性的几何开状来表现，比如小猪造型仅突出拱起的嘴巴，鹦鹉波利是一只长着三根彩色羽毛的小鸟，运动场就是一个画着椭圆形跑道的地方，非常有辨识度。最有趣的是其中的故事设计。它展现了5岁以下年龄段儿童的日常生活场景。比如，其中一集，弟弟乔治因为年龄小，不懂得捉迷藏的确切含义。这时爸爸会暗暗帮助弟弟，不仅增强弟弟自信，也让姐姐在陪伴弟弟的时候觉得更有意思。简洁温暖的小型社会形态里，儿童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用爱去对待一切。许多家长在陪伴孩子观看中，也学到了夫妻、亲子相处之道。

儿童是民族的未来，需要最优秀人才、最优秀作品参与到儿童启蒙教育事业中来。曾经我们也不乏以低幼为主要受众的高水准作品，《猴子捞月亮》《小蝌蚪找妈妈》《雪孩子》等动画片牢牢抓住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把自然常识讲述成一个个简单、温馨的小故事，并通过中国传统艺术手法诸如水墨、剪纸等加以呈现，具有中国审美趣味，至今岁月久远，依然显示出经典的力量。

期待随着儿童文化市场不断成熟，激发创作出更多儿童文艺精品。

（摘编自任飞帆《儿童文艺：莫让“低幼”成“低级”》）

材料二：

什么是好的童年书写？换言之，就是要回答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答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好的儿童文学的讨论，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儿童性”。甚至可以说，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儿童性”。虽然儿童文学也是文学，但当且仅当文学同时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表现，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作为“儿童的”文学，是否“适合”儿童也就成为评判的首要准则和标尺。怎样才算“适合”，或者说应该适合怎样的“儿童性”呢？这主要取决于成人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怎样的以及应该怎样，其中包括儿童喜欢读、能够读且应该读的作品是怎样的。那么，是否越能凸显儿童性或者尽可能反映儿童与成人之差异性的文学就是好的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只有超越儿童、成人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关于生命、死亡、苦难、爱、文明等大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大美、大爱、大智慧，也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是一种必要的可能，我们不妨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探寻何谓“好的童年书写”，首先，儿童文学与女性文学、黑人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其他类型的文学皆不同，“所有被归属为儿童文学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者与目标读者之间的鸿沟”。这是儿童文学特有的成人创作者—儿童阅读者的双向分离。由此，儿童文学这一“浅语的艺术”背后，一定隐含着更多更深层的东西，它即使表现儿童的天真无知，也需要具备超越天真无知的知识才能发现和欣赏这种天真。这使得看起来简单的文本暗含了一种未说出的、更为复杂的集合，相当于一个隐藏的第二文本，即“影子文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期待一种“好的”隐藏，或者期待“隐藏”得更好。前者指文本的主题和内容，后者指文本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艺术时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成人不可能完全复归儿童的状态，他在文学中无法完全搬清自己，但他可以在“更高的阶梯”再现童真。还原为儿童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大人对于儿童应做的事，并不是去完全变成儿童，却在于生出在儿童的世界与大人的世界的那边的‘第三之界’”（柳泽健）。周作人也曾指出：“安徒生因了他异常的天性，能够复造出儿童的世界，但也只是很少数，他的多数作品大抵是属于第三的世界的，这可以说是超过成人与儿童的世界，也可以说是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这类作品显然并非纯粹的“儿童的世界”的复现，但周作人坚信“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的世界”之于儿童文学就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理想的境地。

（摘编自杜传坤《什么是好的童年书写》）

【推荐3】漫说姓名文化

当我们热热闹闹地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以为，其实遗忘了最大的一笔遗产，这就是姓名文化。汉族的姓名文化经数千年积累演变，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蕴涵着丰厚的人文信息、民俗资源、历史积淀、社会符号、文明指向、思想意趣、家族身份、修养成果。这一文化系统不但影响了其他民族，也辐射至周边地区。

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初之根、文化之根，这个根是民族、国家和省籍、家乡不能替代的。在我们的五千多个姓氏中，大多源于上古，几乎都存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从先秦姓与氏的“别婚姻”“别贵贱”，到秦汉的姓氏合一，再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许多民族纷纷采用汉姓，每个姓就是一部历史。

根的意识曾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根的文字载体就是绵延不断的谱牒，根的终极意义是宗亲归属感。从前，谱牒和宗亲的广博关怀可以让人千里之外也互为依托；现在，宗亲仍可以令个人与家庭在茫茫人海中，在生疏的大千世界里，在冷漠的现代社会内，寻求到一份精神的慰藉。这宗亲早已不是血缘之亲，而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横向联系。

在浓浓的姓氏文化熏陶下，不管走在哪里，仰望“四知堂”的匾文，我们知道了主人姓氏的归属；远远看见“陇右名望”，我们也明白了这一村的大姓是什么。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寄身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无形的姓氏文化则保存在有形的匾额和石刻里。

我们的人名文化历史也很悠久，包涵更为丰富。从商代的干支入名，到后来的“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入名的禁忌；由春秋战国时期打破禁忌，好以贱丑隐疾为名，再到西汉以后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从新莽禁用双字，到南北朝盛行二字；由唐宋时代形成的以辈次命名，再到清乾隆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三十个，非但组成了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也在人名的走向转变中显示了我国历代官风民俗、文学礼仪。人名文化还包括字、号，还有学名、小名、诨名，互补互衬，传递出长辈的期待，自己的志向、性情和旨趣。

我们的人名文化最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我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其中，家讳、内讳是家庭之避讳，国讳、宪讳、圣讳，属于社会之避讳。在避讳中，嫌名，即避字音同或字音近之讳，最为普及。避讳的方法可以改字、空字、缺笔、换音，当然也有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已祧不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等不予避讳的规则。那个时代，家讳这一显示民族伦理精髓的避讳最为顽强。 

姓名文化，作为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活的传承，而这传承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传承的载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其兴衰负责。如何传承我们的姓名文化，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思考。

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国天下”意识作为积极的入世精神，将个人发展的诉求与社会进步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一道德自觉，社会成员才具有了责任担当、价值共识。

在今天，家作为基本情感纽带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和责任意识。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它既连接传统的“修齐治平”，也连接社会、民族国家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爱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内心的“天人合德”实际指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中的相生相与，它肯定世界是交感的，自然规律和人世伦理是可以相互推演的，也是相互一致的。仁爱原则也是动态原则，原始儒家主张根据内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转化中主张“穷达以时”“与时偕行”。宋儒也以“生生”释“仁”，把原始儒家的“仁”范畴与《易》之“生生”相结合，使“仁”升格为表示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把“相生”当作自然万物蕴含的内在目的。仁爱原则也是“相 生”的凝合原则，这在伦理意识上表现为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虽有竞争，但在竞争中能够 冷静达观、互利互惠，实现“里仁”之美，建构互助型社会。

由此可见，儒家教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它成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基础与施政方针。“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仅能为个体生命提供精神关怀，而且有助于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 精神动力，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大力弘扬。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2016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对中国学界和演艺界而言难得一见的“汤显祖年”带给我们一个思考，究竟应当向世界传递怎样的汤显祖形象呢?

汤显祖的人生历程非常复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四代有文名。汤显祖从22岁开始到北京春试，四次落第，直到34岁才考中进士。后自请到陪都南京任职7年，因上奏激烈抨击朝政的《论辅臣科臣疏》，42岁被贬谪广东徐闻典史任。旋又被“量移浙江遂昌知县”，最后挂冠而去。如此跌宕起伏、震撼朝野的人生经历，与汤显祖走上戏剧创作之路不无关系。

可莎士比亚的人生经历就简单得多。他22岁从家乡来到伦敦后就从事与戏剧有关的工作。前后22年他一共完成了37部剧作。莎士比亚整整52年的戏剧创作生涯，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与伦敦剧团、剧场、剧作密不可分的。除了家乡和伦敦，莎士比亚几乎没有去过别的地方。除了戏剧活动，他也几乎没有其他经历。他的短暂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为戏剧而生的。

从创作态度上看，汤显祖的剧作都是在闲暇时光而作。《紫萧记》写于第三次到第四次春试期间。将《紫箫记》改为《紫钗记》也是因“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牡丹亭》也写于遂昌闲暇时光，准备挂冠而去之前，“后二梦”更是在故乡赋闲时有感而作。他吸屈骚六朝之丽辞俊语，纳唐宋八大家之丰沛语韵，创造了玑珠婉转、丰华美瞻的诗句文韵。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牡丹亭·惊梦》）等这样的名句名段，经梅兰芳的传唱，更是深入人心了。而莎士比亚的剧作全是他在伦敦剧团时作为职业剧作家而作的，主要是为了票房收入，为了生存尽管如此，当人们观看他的戏剧演出时，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他天才的剧作使我们“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

从社会身份来看，汤显祖的“剧作家”的身份实际上是被当代人所确立的，因为直到清代，汤显祖仍被称作是“填词大家”，并不被认为是剧作家李渔认为作为“词坛赤帜”的汤显祖已经达到了绝顶的高度，但他并不认同汤显祖在剧坛的地位而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剧作家相比，基本上是一个专门为公共剧场的观众创作的剧作家，他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为观众提供娱乐，因此，剧作中的故事情节，支撑情节的人物性格等是莎士比亚最为关注的，而汤显祖只是为文人阅读和士大夫观赏而创作演出本。

基于儒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心性修养基础之上的古代文人“成人”功夫，“君子不器”乃为最高的人生审美境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会将现代分工意义上的琴棋书画、诗书画印等某一门技艺作为稻粱谋而终身为之，而只是在日常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自我修为中成就自己全德的文人趣味、人生境界。因此，汤显祖这位古代士大夫文人的杰出典范，绝对不会把戏曲视为其人生的终极目的，更不会为谋生取悦观众而填词，恰恰相反，汤显祖的“四梦”填词都是他作为与文人间建立“相为赏度”的机缘而起兴的。而这种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人生志趣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所完全不能理解的。

（摘编自邹元江《我们应当向世界传递怎样的汤显祖》）

跨年之际，各地纷纷以“相约冬奥”为主题，以冰雪文化活动展演来展示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为2022北京冬奥会增添文化元素。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我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大多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冰雪文化非常丰富，不同地域的人群对冰雪文化的追求与展示是不一样的。瑞士达沃斯小镇、新西兰皇后小镇、美国格林尼治小镇等的成功案例说明，发掘自己的文化传统，把我们对冰雪的感受个性化表达出来，是提高冰雪“热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虚”的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通过唤醒、激发，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因此，赋予地域传统冰雪文化新的生命力，必须重视地域传统文化的活化利用。

首先，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冰雪是冰雪文化的核心元素，能为大众提供身体实践表达族群记忆的平台，加强大众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当地民众具有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能够通过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通过多方利益协同将地域的传统冰雪文化放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大格局中考察，将其活化为兼具中国特色和独特魅力的冰雪文化新样态。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延续冰雪文化血脉。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的文化记忆和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建议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民俗馆、冰雪智慧空间等，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社会各界都可以依托冰雪文化平台开展常态化的忆乡愁、见乡人、抒乡情等主题节庆活动，让村落居民的情感交流、乡情乡恋体现在精心安排的冰雪活动细节中，通过家园这份情丝牢牢凝聚人心，提升村落居民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守住冰雪文化根脉。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且基本都属于个人产权。按照相关规定，产权人修缮确实有困难的，可以向地方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申请经费支持。但对于具体的经费、如何资助和具体程序尚无明确规定。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好文章，因地制宜，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建议地方政府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如明确经费申请的具体流程，不管产权人和所有人是否有经济能力，都应根据文物级别和保存状况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等措施。

(摘编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

材料一：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在这次珠峰测量工作中，包括北斗卫星、雪深雷达等在内的国产装备，都有较为出彩的表现。

据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长李国鹏介绍，此次珠峰测高综合运用多种传统和现代测量技术。其中，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卫星测量是重要一环，并以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数据为主。

此外，珠峰高程测量首次引入了航空遥感测量。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介绍，我国将利用先进的机载航空相机获得高分辨率的影像数据。同时利用先进的机载激光雷达仪获取高精度的三维地形点云数据，可精确获得珠峰地区高精度的三维地形数据。

在登山队冲顶过程中，天气因素至关重要。事实上，此前5月12日、22日两次冲顶失败，就被认为是天气问题导致的。这时候，包括风云四号在内的国产气象卫星以及其他气象设备，就要派上用场了。“气象保障是冲顶最后阶段的最重要保障。”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总指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勇峰说，在气象部门的有力支持下，登山队不仅准确选定了5月27日的冲顶窗口期，且根据天气预报精准确定27日2点10分攻顶，整个过程每3个小时更新一次的精准气象预报，为成功登顶提供了必要条件。

据前方预报服务保障团队成员、气象专家代华光介绍，预报服务团队每天10时、18时向测量登山队和国测一大队发布珠峰高程测量天气专报，主要内容包括珠峰海拔6000米至9000米5天趋势预报、逐3小时风向、风速、气温、天空状况等精细化预报及相关防范建议等，为测量登山队判断冲顶天气窗口、科学制定登顶计划提供了支持。

杨元喜说，由于珠峰是世界最高峰，测量珠峰高度难度极大，因此，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将珠峰高程测量作为一个重大的科学难题予以高度关注。精准的珠峰高程测量成果，体现了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

（摘编自邱晨辉《登顶珠峰背后的国产“黑科技”》，《中国青年报》2020年06月02日）

材料二：

2020年5月27日11时，在网友们的“云注视”下，中国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树立觇标。

值得注意的是，具体的珠峰数据需要经过严密的计算、分析、反复验证才能够最终确定，而这一过程需要2~3个月的时间，因此，此次测量的珠峰高程数据尚未能公布。

此次为珠峰“量身高”依然采用人工测量，而不是用无人机或机器人代替。对此，2020珠峰高程测量现场副总指挥张庆涛解释称：专业测绘队员登顶可使测量数据更可靠、更具说服力。而且，珠峰峰顶气流不稳定、多大风、气温低，目前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确保测量型无人机或机器人在峰顶作业。此外，为保证精准性，团队还要将雪深雷达、重力仪等仪器携带到顶峰，而这些仪器都需要专业测绘人员来操作。

不过，即便是人工测量，此次珠峰高度测量工作也涉及了不少先进技术。经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中国地质调查局等机构专家的严格审查把关，测量工作的技术路线最终确定为“综合运用GNSS卫星测量、精密水准测量、光电测距、雪深雷达测量、重力测量、天文测量、卫星遥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等多种传统和现代测绘技术，精确测定珠峰高程”。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测量珠峰“身高”时，GNSS卫星测量主要依赖GPS系统。今年的测量将同时参考中国北斗、GPS、GALILEO和GLONASS四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并且将以北斗的数据为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如今珠峰北坡登山路线和峰顶也已经实现了5G信号的覆盖。

（摘编自《成功登顶为珠峰“量身高” 5G助力，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发威》，“雷锋网”2020年05月27日）

材料三：

为什么要一测再测？珠峰高度有那么重要吗？测量珠峰高度意味着什么？

从客观事实来说，珠峰以每年4.4毫米的速度缓慢升高，2015年5月的尼泊尔大地震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珠峰的高度；从科技事实来说，珠峰测量技术也有了大的飞跃，新技术可以明显提升珠峰测量精度。这次重新测量珠峰高度既是现实决定的，也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理性探索的科学精神的体现，更是一堂生动的国民科普课。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全球最高峰，对珠峰高度的重新定义，是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象征，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生动写照。

（摘编自董晓伟《再次登顶珠峰，彰显中国人的精气神》，“人民网”2020年05月27日）

材料一：古代文学上，“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

根据当代学者胡旭的研究，中国文学自觉有以下标志：

标志之一是张衡《归田赋》的出现。张衡曾用十年时间写成《二京赋》。该赋的主旨是讽谏帝王公侯节俭，但这篇花费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赋，于政教却丝毫无补。面对着朝政日非、江河日下的局面，其道家思想开始抬头。《归田赋》中表现了隐居生活的恬淡情趣。赋中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此后，抒情小赋不断出现，辞赋成了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实现了文学的自觉。

标志之二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大约在桓、灵之世，出现了一批文人五言诗，其代表就是选录于《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在内容上表现了“人的自觉”。“十九首”的内容不外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词两个方面，诗人们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前途的渺茫，抒写了羁旅愁怀和离别相思，情调是悲哀而深沉的，这些慨叹正是对人生的执着与重视。“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十分真实强烈，作者们对自己的种种情感，毫不掩饰，一寄之于诗。这说明古诗的作者们不再把文学作政教的附庸，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进行创作；人的主题鲜明了，文学成了表现人生、人的命运、人的心灵的文学。

标志之三是散文创作方面新面貌的出现。首先是各体散文的长足发展。以文体而言，碑、铭、诔、箴、书、笺、檄、策、令、议、记、嘲、谒文、连珠等，种类繁多。其次，东汉中后期散文逐渐趋向整齐华美。一是在句式、音节、辞藻、用典等方面做文章，着力创造出一种形式美；二是讲究散文风神的飘逸与灵动。

（摘编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二：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周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此处文学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六经实乃文学之渊府。

中国“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于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

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虽强调了文学的情感因素与形式美感，但他也认为要“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并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摘编自刘娟《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有删改）

材料一：

当前世界去贸易全球化、去科技主导化愈演愈烈，“内循环”概念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显示了高层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什么是内循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掘内需潜力，合理调配资源，实现经济更加强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超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让我国发展内循环具备足够底气。“内循环”这一概念的提出，必将为金融、旅游、汽车、教育等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遇，推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层次。后疫情时代，在经济增速下行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需求侧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无论是“质”（收益率与安全性），还是“量”（产品的充分供给），都更加迫切，居民大量财富将会借助专业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理财、基金、养老资金投资和保险等行业都会迎来新的爆发。国产汽车品牌将迎来极大利好，汽车研发会更加强调自主性，国产汽车相关产业链将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还有旅游行业，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输出国，若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该行业将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这必然会给受疫情重创的文旅产业带来活力并使其迎来新的发展。实现国内循环具体到企业来说，重振中小微企业尤为重要。经济内循环先是老百姓有消费的欲望和能力，然后有实体企业的正常生产，另外就是健康运营的市场秩序，这样才能形成循环。所以说，经济内循环的保障是中小微企业的繁荣发展，让千万个中小实体企业走出困境，才是经济内循环的第一步。这也为许多新兴企业带来新的商机，像互联网企业360集团便强势聚焦国内经济复苏大背景下中小企业发

展路径，凭借360智慧商业强大的资源优势和营销势能，通过精准的行业趋势洞察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快速提升自我“造血”机能。当然，经济内循环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战略，打破经济内循环障碍，实现各类经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十分重要。提高各行业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附加值，真正拉动内需，为启动经济内循环模式奠定扎实基础。通过各种手段重塑企业经营生态，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积极融入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的发展等。政府也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良性增长并造福民生。

（摘编自盘和林《打通“内循环”，迎来新发展》）

材料二：

长三角经济是我国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代表。新形势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长远稳健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以长三角为背景来讲双循环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国际大循环而言，我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体系较为完备，产业结构层次较高，对外开放起步早、发展好，经济国际化程度较高，很多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体系。2019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外向度已达52.4﹪，高出全国18.4个百分点；境外和国外资本大量进入长三角，目前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近19.3万家，投资总额达2.5万亿美元，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的二分之一，达到50.6﹪。中外资本和中外产业在长三角地区已密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参加国际大循环。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会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而且会加深中外资本和中外产业的融合，奠定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好基础。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布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供给端方面的国外供应链出现高度不稳定性，需求端方面受保护主义影响又有更多不确定性，我国在国际经济循环方面面临较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长三角企业更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积极布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将中国企业有机嵌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之中。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及美国政府在前沿技术和高端产业方面极力阻挠我国企业进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严峻挑战，应进一步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推进多层次融入国际大循环。长三角不少企业已经布局，比如苏州亨通，已经构筑全产业链并拥有核心技术，正致力打造全球通信和电力产业全价值链综合服务商。构建双循环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和发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聚力培育和壮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增强重点产业在国际产业与产业链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解决产业链与产业发展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提升优势产业在世界市场供应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性，确保我国产业与产业链独立发展，在一些优势领域引领发展。最后，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引导中国企业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此基础上向国际市场扩张生产能力和服务网络，为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打牢企业基础。

（摘编自程必定、孔令刚《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