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更系统，讨论更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讨论文体，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所说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鲁迅论“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他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

文学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娱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向秀《思旧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才情。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摘编自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有删减）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中华法制文明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规范制度、精密的立法技术、成熟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治理智慧和精神追求，是我们今天进行法治建设的重要历史资源。中国法律史学是法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主要以中国古代法制为研究对象。中国法律史学自成体系，在改革开放后得到长足发展，研究成果百花齐放，学科影响力也大为增强。

但应当看到，当前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方向上，有的学者缺乏现实关怀，无意或者无法对现实法治问题做出回应。有的学者片面强调考察历史原貌，未能在史料考据的基础上探索揭示中华法制文明的独特品性、规律和价值。有的学者只注重厘清历史问题，与其他部门法学对接不充分，拉远了法史学科与其他法学分支学科的距离。

法律史研究固然要坚持史料的基础性地位，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整理和编纂，通过考证找寻历史真相，这是法律，史学研究必须下的基本功。但是，法律史学研究又不能止步于史料，否则就会偏离法学学科属性，难以为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法律史学研究需要运用法学分析方法，坚持论从史出、思古悟今，以史料中揭示出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法的制度选择与价值思考，揭示出中国传统法律的特有品质、思维方式、逻辑体系、行为模式及价值内涵，力求从法律演变的历史中寻找文明秩序的一般原则和规律，为回答当前法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法律史学的当代价值和时代使命。

近年来，一些法律史学者采用新史料、新方法进行研究，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例如，利用契约、方志、司法档案等进行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这些新材料和新方法，使得法律史学研究内容从国家、中央扩展至地方和基层，从律例典章扩展至民间法律实践，拓宽了研究视野。这样的研究方法值得鼓励，不过研究中也应慎重对待新材料和新方法，确保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一些学者用现代或西方的法学概念、制度和框架来认识、评价和解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这种研究方式尤其需要注重严谨性和科学性。如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关于“礼”属于自然法还是实在法的讨论，本身就体现出对西方法学概念的机械理解。这些西方法学概念是在西方社会的历史时空中产生的，以这样的概念解读另一种文明、另一个历史时空中的法律实践，容易得出偏离实际的看法。准确认识一种法律文明的历史，应当从其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出发。只有采用中国特有的词汇、话语体系去描述、解释中国古代法律现象，用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和观念去追寻中华法制文明的价值，同时与西方法学话语体系展开对话，与当代法学进行沟通，才能确保中国法律史学的正确研究方向。

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只有以史料为基础，以中国特有的法律话语体系来解释和评价我国历史中的法律现象，才能承担起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回应当代法治建设需要的时代使命，实现学科的独特价值和繁荣发展。

（摘编自罗冠男《挖掘法律历史的当代价值》）

群体的道德

（法）古斯塔夫·勒庞

①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

②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在看到经常发生这种行为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③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发生。但为何是这样？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④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作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甘愿自己被人屠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⑤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里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⑥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种不变的常规，然而它却是一种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严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

⑦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可算作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选自《乌合之众》，有删节）

①在2019年7月6日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②良渚古城建造于约公元前3300-2300年间，距今五千年左右。除了世界遗产的光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令人振奋的另一层意义是，中国五千年前文明史终于得到国际承认。

③良渚申遗成功的意义，第一是古城，这个良渚王城，是中国文化的早期中心，第二是神话，形成了神话叙事的核心话语系统。良渚文化的价值最高的是早期神话，因为王城废弃了，神话流传下来。所以神话远比王城重要。良渚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玉器物象和祭祀遗址中，有大量天地日月崇拜、龙凤崇拜的物象叙事，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些神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统一性。

④德国哲学家谢林曾说：“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神话起到了精神滋养作用，文化认同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文化的认同、至上神灵的认同。

⑤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其实有文字记载的不过三千多年，之前还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如何确认？“神话”是重要的确认方式，这里的“神话”当然不是语言的传说，而是_________________。

⑥神话流传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用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神话，如大家熟悉的“盘古开天地”、“女锅造人”等神话传说，既有古老的典籍文字记载，也有民间口头传承，我们称为神话的语言叙事；第二种是和信仰结合，比如祭祀仪式、以仪式演述故事，比如端午竞渡，这些行为传述着古老神话，我们叫神话的行为叙事；第三种是和物质形式和图像景观结合起来的叙事，如特定的器物、塑像、绘画，以及建筑等，我们叫神话的物象叙事。

⑦良渚文化时期还没有文字，无法靠语言记录，古老的祭祀仪式现在也无法完全重视，其文化特质主要只能通过墓葬文物来推断，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物质图像部分所表现出来的神话故事。

⑧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玉器，如玉璧、玉琼等等，都是重要的礼器，这些玉器对稍晚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玉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周札·春官·大宗伯》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也就是说用璧祭天，用琮祭地。两千年前的文字记载，与五千年前的考古文物契合一致。天地神话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创世神话，良渚王城考古遗址成为中国最高王权掌握主流信仰神话的有力证据，是成熟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现，具有文化源头的深刻意义。

⑨良渚文化出土的“十二节玉琮”，是关于天地自然崇拜的礼器，内圆外方的形制，暗合“天圆地方”的神话观，十二节和天文历法上的十二个月应该有关联，是古人对天地日月的时间记录。天圆地方的观念，这和后来中华文化的天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⑩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产是它奠定了中国统一的神话文化基础。“天圆地方”的概念从良渚文化到夏商周文化，再到清代天坛、社稷坛，以及现代的中华世圮坛，有一条清晰的传承线索。五千年的不间断的中华文明，良渚文化就是源头的直观呈现。

⑪良渚文化时期，龙凤两大文化文汇，也是中国创世神话发展的大事。上海福泉山的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龙纹，成为后来龙文化最典型的纹饰之一，这是良渚文化后期，夏禹龙文化东进南下的标志性事件，中华文化从此走向了龙凤呈祥的新时代。

⑫良渚文化构建了中国创世神话的基本谱系。中国神话的多元发生，在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的龙纹，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凤纹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和交流，这些主流的多元文化于五千年前在良渚交汇整合，形成的关于天地神话、关于龙凤神话叙事，以及至上神的叙事和崇拜，形成了早期中国统一神话文化的源头，关于天地日月神话、关于龙凤呈祥神话、关于至上神像的崇拜，是民族的共同的神话叙事，成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前提。神话是良渚文化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材料一: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成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他认为，文艺创作不能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要对这一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陌生化则是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要使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可以说，文艺创作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得审美认识，而是要获得审美感受，而这种审美感受就是靠陌生化手段在审美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骑编自朱立元《俄国形式主义美学》)

材料二:

乔姆斯基说:“当一些现象太熟悉、太明显时，我们就觉得不必对其进行解释了。”如何打破自动化，摆脱机械性，让人重新唤起对生活的诗意关注，恢复第一次感受事物时那种原初状态?这就需要使事物不断地以崭新的、陌生的、鲜明的，甚至异于寻常的面貌重新呈现于人面前。因此，当我们把文学外的材料引入作品时，应当使材料表现得新颖和富于个性，要把旧的和习惯的东西当作新的和尚未习惯的东西来谈，要将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反常的东西来谈。在这个意义上，陌生化要求我们“创造性地破坏习以为常的、标准化的东西，以便把一-种新的、童稚的、生气盎然的东西灌输给我们”。作者在创作中也应“瓦解常备的反应’,创造一种升华了的意识”，使我们“最终设计出一种新的现实以代替我们已经继承的且习惯了的现实”。

(摘编自杨向荣《陌生化重读》)

材料三:

形式主义者认为，语言在它的起源之初本身蕴含着无穷诗意，即诗性本质，只是随着历史文化的变迁，语言最原始的诗性本质渐渐被遮蔽，退缩为一个个简单的符号和概念。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生存在毫无诗性的语言牢笼中浑然不觉。文学新流派及新文艺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发掘和揭示语言身上这种诗性的本质,使其熠熠闪光。这就需要揭掉蒙在语言身上的概念阴影，使它还原到它本来的地位，即不但是客体的表意符号，更主要的还是客体本身。诗性语言要求还原为本体的地位，这也就是“语词复活”的真正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陌生化”的实质与其说是“使之陌生”,倒不如说是“使之回归”，即回归其诗性的本体地位。“陌生化”这一语言范畴在形式主义那里上升到了文学本体论的高度，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所在。

(摘编自彭娟《陌生化——艺术观念的伟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