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

材料一新中国的对外援助开始于1949年。1950年到1960年左右，中国向亚洲的越南、朝鲜、非洲的几内亚和拉丁美洲的古巴等十多个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期间，对外宣布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的主权。虽然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基本原则明确提出“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但截至1978年年底，中国的对外援助仍然是以无偿援助为主。1950—1977年，虽然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但援外工作始终没有停止。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等

材料二二战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但1947年开始的马歇尔计划是以重建西欧经济为核心并不涉及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1949年，杜鲁门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强调使美国“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利益用于不发达地区的进步和成长”。不久后美国在蒙得维的亚召集16个拉美国家举行会议，会上拉美各国一再要求美国帮助发展基础工业，但美国代表强调其在拉美的投资重点是原料开采和粗加工、轻工业、装配业等。1957年美国设立了“发展贷款基金”来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贷款，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针对可能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援助重点转向了亚非拉美不发达地区。

——摘编自周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和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