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大批农民参与到商品经济活动中，曾一度出现了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的态势。个体小农除了继续从事传统的粮食生产外，还大量地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家庭养殖，以及季节性地从事兼业活动，出现了所谓的“小农、小工、小商一体化趋势”。“今时农民多困穷，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甚至许多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为商人负担贩运，农民卷入市场活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摘编自王权《小农经济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明代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单一经营格局被逐渐突破。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被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

材料二   当时就出现两个名词，一个是大食堂、一个是小吃店，1956年以后公私合营并店，过去的小企业，二三十人、四五十人的小企业一下变成一个大食堂，一二百人了……公私合营以后由小变大，就是综合起来了。比如我在菜市口这一片，当时卖小吃的挺多，就集中起来一个大店，变成小吃店了，所有小吃都集中起来了，原来你那一个小摊儿、他那一个门脸儿，这样集中起来便于管理。使这些人既有生意，又有营生之道，统一实行工资制，这样这个企业本身，各种风味虽然都在一起，但是实行工资制度，不是你自己经营了，就是合营了。那么一些大的饭馆呢？也是几家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食堂。

——摘编自杨原《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

材料一   从明中叶开始，位于江南三角洲低地地区的小农从事养蚕和制丝业，位于微高地地区的小农则从事棉花种植和棉织业。他们通过为该地区城市繁荣的纺织业（丝织业、棉织业）供给原料和中间产品，得以贴补家计中的不足部分。随着人口的骤增和无数中小城市的形成，江南三角洲地区开始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现象，不得不从外部输入稻米。从此江南将粮仓地位让给了新开发的湖广地区，自己则继续发展为商业和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中心。

——摘编自吴金成《从社会变迁视角对明中期史的再认识》

材料二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粮食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英国掀起了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的高潮，到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成为著名的运河、铁路枢纽。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建泣，同盟人员进行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创办刊物，要求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英进行反谷物法的演讲、游行示威。1846年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后，英国从国外市场大量进口小麦。当粮食歉收、谷物价格上涨发生骚乱时，政府便会发出命令严禁囤积居奇，采取措施规范谷物交易。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不仅推动了英国城市化，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

——摘编自贾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

材料三   202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旨在加快建立法治化长效机制，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编自央视新闻网

材料一   晋商兴起原因之一即“聚人和”。在用人方面，以家乡子弟为主，众多的商业会馆出现即是重要体现。商业会馆中采取联合联营、地缘聚合和业缘聚和等方式，体现了群体合作。从众多晋商经营活动中我们看到， 讲诚信、重道义，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诚意相待，对商业对象不欺诈，与同宗族商业伙伴既能同甘，也能共苦。他们认为，真正的商人从来不取无义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哪怕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做有损“义”的事情。 纵观明清多数成功的晋商，其都秉持了勤俭持家和求知务实的精神。晋商在行商及日常生活中往往以“士”为标尺，践行儒家的道德理念，进而跻身“士”阶层以光大门楣。

——摘编自薛勇民《明清时期儒家伦理视域下的商业伦理初探》

材料二   16世纪马丁・路德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概念“天职”，其意指上帝所希望个人完成在现世里 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加尔文教派进一步认为要增加上帝的荣耀，以乞求上帝的恩宠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受职业的考验。劳动是上帝的旨意，而财富是上帝恩宠状态的标志。教徒们通过辛勤劳动、节俭和摒弃享乐而增加财富，把获得财富看作个人能力的证明。对牟利的约束被消除了，财富既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也能完全实现自我。加尔文教徒们遵循着严谨的职业道德，十分关注现世的生活，不断转化为经济冲动，取得事业成功。

——摘编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摘《明实录》

材料二

《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关白银的描述不可胜数，大到如捐官、行贿、购房、买卖人口，小到如日常消费和社交馈赠，处处可见，铜钱的使用只是第二位的，以物易物也不须繁。

——摘《醒世姻缘传》等

材料三

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