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唐代儒学较多地吸取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从天竺引进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璧的天台宗等。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张国刚《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等

材料一 封建社会中，知识本为贵族所专有，但因封建制度的渐趋破坏，贵族的后裔降为平民的日渐增加，知识也因而流入民间。加以王室衰微，政治无主，传统的文化渐已不能支配人心，因此独立的思潮开始抬头，这情形在春秋末期已甚显著。……诸夏文化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吸收相当成分的外族文化。这些新因素，更刺激新思想的产生。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

材料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尤其是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其统治地位进一步被削弱⋯⋯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下，北宋士大夫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认为，要巩固中央集权，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复兴儒学。

——摘编自人民版历史(必修三)

【推荐3】材料一 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独创性和新观念、 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西欧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一   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特拉克

材料二   他们（指启蒙思想家）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材料一   苏格拉底说，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材料二   我陷于信仰的苦恼中，不断叩问圣保罗的这句话．想弄清他的意思。我日夜思索这句话 （神的裁判表现在神本身，正如所写的：“义人靠信仰生活”），神终于怜悯我，让我明白：神的裁判就是义人蒙受神恩所经历的裁判，就是信仰，而那段话的意思就是：福音书表现了神的裁判，被动的裁判，慈悲为怀的神通过它让信仰使我们成为义人。

——马丁 ．路德《拉丁文作品第一卷序言》

材料三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

材料一“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严重思想障碍。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史略、机器、万国公法、富国策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专译“有俾制造书”，译出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以后，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其中，有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等。至光绪元年（1875年），计译出40余种，刊印24种。

——摘编自《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

材料二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严复《原强》（1895年）

从1860年开始的40年是中国革命明显的孕育时期——旧的制度似乎又要运行起来，西洋的方法有些已采用了，而中国的进步比较起来是如此之迟缓，以至于变成一只在更大的外国侵略面前坐以待毙的鸭子。帝国主义列强互争雄长，到1898年达到可怕的高潮。这时期以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而告终。显而易见，这40年中国耽误了时机。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材料一   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使它有个进身之阶，有个“用武”之地，就是一个进步。而新事物在旧体内总是较有活力的因素，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是很难完全如愿的。以后的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的引导下迈开步伐的，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为了在王权承认的“合法性”范围内偷运西学之果，康有为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地从“奉天承运”“圣人之作”的传统象征系统内拾取古已有之的变化之道。……尽管康有为之变法理论似乎处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敢逾越古典圣贤所订准绳，但言行举止中却不时透露出叛逆色彩。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三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摘编自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一   “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

——李大钊《政论家和政治家》

材料二   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力”——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   马勇认为：“当中国社会经济尚未达到陈独秀所期望的“现代”标准时，理论观念的提前转变势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不是中国旧有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换言之。包括五四在内的近代国人在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遂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

——丁守各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材料一     李贽一直赞扬孔子安贫乐道、好学不倦、识人惜才、教子有方。但同时，李贽明确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还提出“童心说”，以此反对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

——摘编自王宝峰《李贽尊孔与反孔问题的诠释学意义》

材料二     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吾人果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而反对纲常阶级制则不得不彻底推翻孔子。

——摘编自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一：从14世纪起，文艺复兴最先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各城市得到发展。当时，新兴的市民阶级，为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封建统治与天主教会的神学独断。一度湮没千年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大规模发掘、整理和研究，一时成为风潮和时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抨击教会，无情嘲讽僧侣；另一方面始终坚信“上帝至上”的思想，怀着深厚的宗教情结，与教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摘编自冯英《理性与信仰的交织一一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思想》

材料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蕴育于维新运动期间，形成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夕，发展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严复1898年发表译作《天演论》，涵盖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理念，批评封建专制君主对民众才智的压制，并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系于国民素质的高低，严复与梁启超总体上强调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邹容、章太炎等以革命为号召，主张推翻旧制度，清除旧势力，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发出“个人解放”的呼声。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革命思想，进行革命启蒙，塑造革命“新人”。

——摘编自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