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使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当一部分人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据那个时候西方人的观察，“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徙，离家不计也”。面对这种情况，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缓缓荡开。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着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买办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按照相关统计，1872-1913年中国共开办145家新式企业，已知投资人202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和官僚，有113人；其次即是买办，有50人。“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侧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买办的这些活动，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买办对普通人的生活也产生很大影响，农村通过他们才用上了物美价廉的煤油、洋布和其他棉织品。

——摘编自金普森、易继苍在《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843年上海部分名绅富商在城市繁华之地和人群聚集处的街道两旁搭建简易屋棚，其内挖较多的土坑，供路人便溺。19世纪60年代，上海出现了在外国租界兴办的公厕，上海地方社会精英遂起效仿。随着市区公共场所逐渐时兴，新式公用事业相继出现，市民的卫生观念不断增强，市民对城市卫生条件有了较高要求。1894年工部局卫生处投资建了4个公厕。20世纪20年代以后，公厕数量迅猛增长。水电煤气的城市设施给公厕提供了清洁的可能，城市的组织管理不断强化，公厕等公众设施得到较为全面的保障。在运营方面，上海公厕经历了从商办到市办的制度化过程。民国时，上海市政财力有限，政府采取竞标承包的商办方式经营公厕，但出现了部分承包商降低卫生标准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从颁布规范和实施取缔两方面整顿公厕卫生；社团、市民均参与其间，一些行业也参与到公厕的共建之中。

——摘编自苏智良、彭善民《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

材料一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至46处。开封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到宋宁宗时已达120多万人。宋代城市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意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开封城内，到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坊、酒楼、食店，而且还有晚上交易的夜市。城内还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叫做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入元以后，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继续保持着繁荣局面，而且随着运河的恢复和海运的开通，在运河沿线和沿海出现了一批非常活跃的城市。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城市完全处于封建皇权控制之下，1908年，清政府制定并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设置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与此同时，近代工矿企业、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唐山、无锡等城市的兴起。上海、天津、汉口等被辟为通商口岸，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商业区，发展迅速；而中世纪以来许多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如佛山、松江、朱仙镇日趋衰落。

——摘编自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

材料：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颇为暧昧迂回。1912年“双十节”，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政权。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

——摘编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