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丝绸的故乡，据记载，先秦时期丝绸生产已经兴起。从丝绸遗址分布看，黄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川蜀盆地以及华南地区丝绸业出现比较早。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因素，丝绸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得到快速发展。随着纺织工具不断革新，在魏晋南北朝，丝织物品已经达到20多种。魏晋之后，丝绸生产重心逐渐向南转移。到宋朝，江南地区成为全国丝绸重要的产区。明清时期，江南一带出现丝绸专业市镇，丝绸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商品，丝绸贸易成为我国和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纽带。

——摘编自朱新予《中国丝绸史》

材料二   17—18世纪，大量的中国丝绸运往欧洲，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图案，给他们带来了关于中华帝国的形象化的联想。加上入华传教士书信中透露的信息，以及来华经商商人的渲染，一股对中国丝绸的狂热爱好便席卷欧洲，从而形成了“中国风”。在18世纪因法国路易十五的提倡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并迅速传播。“中国风”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里昂、都尔等城市是这类丝绸织物的生产重镇。

——摘编自袁宣萍《17—18世纪欧洲丝绸中的“中国风”》

【推荐2】“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一带一路，架起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桥梁。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在古代有两条通道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出发，经过新疆通往西方。另一条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沿海港口通向世界其他地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各个时期的运送货物各有不同，因此称呼也各有不同。但不管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瓷器之路，它的实质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

——《宁波晚报》

（1）根据材料一，指出罗马当时所使用的法律的名称。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该法律的作用。

（2）材料二，为什么称“海上丝绸之路”为“海上瓷器之路”？试以唐宋陶瓷业成就加以说明。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材料二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严词拒绝英国遣使进京。庚申之役后，清廷被迫允准外国公使进京常驻，但对遣使驻外无意执行。1864年，总理衙门将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作《万国公法》分发到沿海各重要口岸。1875年，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使英。甲午惨败，清廷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庚子国变后，清廷广兴新式学堂，鼓励有志青年留学西洋，新式人才逐渐成为驻外使臣来源的主流。

1901年，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11年，外务部职能趋于简化，“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

——摘编自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1940年7月20日，蒋介石在居所召集众人再议此事。与会者有孙科、王世杰、何应钦、孔祥熙、白崇禧、张群等党政军高层。蒋介石在会上独断决定。 既不召回驻英大使，也不退出国联。换言之，仍维持原定的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也应尽力加强对德关系。但后者非轻易可得，不必强求。

蒋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亲近美英阵营立场不动摇，与其在整个1940年，一直对日本“南进”东南亚抱有很大的期望与信心，不无关系。蒋认为，日本国内的军、政乱象，终会使其选择南进。虽然日军南进会切断中国在东南亚的物资通道，但同时，“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冲突”，“倭如占领南洋英法属地，则其必与英法为敌，此余之所大欲。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战，则最终目的仍可达到"。

同时，蒋也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德关系。这些措施，与其说是为了亲近德国,不如说是为了防范苏联。自1940年初，中、苏关系即迅速降温，援助也减少至几近于无，且苏德、苏日关系均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蒋担忧苏联会趁英美法与德意日两大阵营对垒两败俱伤后，“乃出尔干涉，引起世界革命”。彼时，如中国已明确阵营，则将承担来自苏联的巨大风险一苏联的阵营选择很可能与中国不同， 而苏中未解决的悬案又极多，中国若因此成为战败国，则一切抗战努力将付诸流水。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