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对外贸易的特点在于有贡就有市，所谓“正贡”的贡品在《明会典》记载颇详，其中，日本国的贡品仅见20种。而据《皇明永乐志》物品清单显示，日本一国物品达248种之多。物品清单印证了明初贡市的繁荣，也反映出区域整合出现的新动向。因此，对于明初因官方垄断而备受批评的朝贡贸易，我们应该有一个重新认识。20种与248种比较，这种差异是巨大的，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朝贡贸易中作为礼品交换的部分只占极小部分，而绝大多数物品是作为商品进行贸易的；更重要的是，物品清单说明，朝贡贸易中包括官方管理下的民间对外贸易。根据记载，当时在宁波市舶司就设有100个行人（即牙人，今天的经纪人），由此可见在国际合作机制下的国际贸易的繁盛程度。

——摘编自万明《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关系新审视》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通过教条国际航线将中国商品转运至欧亚各地，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了澳门为中心向全球扩散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循环网······明代以后，随着中国船队的多次下西洋，中、印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中国的外销商品在南亚可谓一应俱全，吸引了西亚和非洲以远的客商前来采购······葡萄牙人首次直接从中国大量贩运瓷器到欧洲，但将其推向高潮的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各国东印度公司，尤其是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接着法国在1728年，荷兰在1729年，丹麦在1731年，瑞典在1732年也相继设立了贸易站，直接从中国贩运瓷器，将中欧瓷器贸易推向新的高潮。

——摘编自彭明翰《郑和下西洋·新航路开辟·明清景德镇瓷器外销欧美》

材料一   我国古代市场交流的商品，最初以各地土特产为主，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产品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商品。……由于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农户不能生产盐、铁等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市场的供应；同时，封建国家征收货币的制度也促使农民与市场发生关系。……这种以农民家庭手工业形式出现的商品生产与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不在盈利，而在于纳税和维持生计……不仅商品生产和非商品生产在时间上无法截然分开，生产过程中延长劳动时间和投入的人力资源也可以不计成本。在个体小农经济中，这种作为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实际上只是一种交换价值生产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的生产。

——雷震《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特点简论》

材料二   王家范认为，在自然经济中，农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是抵消费；中小地主也是“节俭型”消费，大部人的消费水平很低。那么，是谁支撑起城市商业的繁荣？主要是国家开支的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和奢侈性消费，是畸形病态的消费结构，在表面繁荣下，生产者却日益贫困，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怪象……。中国城市是朝廷控制的政治中心，都市为官僚、皇室提供生活、消费和娱乐，农村只起供养作用……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都被消费了，没有剩余财富转化为资本，……这样，商品经济始终未得到充分发展，不能从根本上完成瓦解自然经济的历史使命。

——任世江《商业：城市的繁荣与农民的贵困化》

材料一   中唐以后，整个社会资源开始了打破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富民”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则丧失了土地财富，成为贫苦者。宋代以后，虽然朝代鼎革，但“富民”阶层的发展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富民阶层始终是宋元明清的社会基础；国家与富民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富民是国家乡村控制的主要依靠力量。

因此可以认为，宋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社会，即“富民社会”。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璟《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期，呈现出独特的二元性。社会上既存在着古老的地主阶级和佃农阶级及传统社会的自耕农、商人、手工业者阶层，也有残余的奴婢、半奴婢阶层；既有演变中的古代的阶级和等级，又产生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裂变的同时，也进行着阶级改组，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军人阶层已开始成长为新型的社会集团。传统的组织不断演化，新的社会群体激增，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已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二元性表现在社会区域内，是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二元格局出现并愈益明显，一方面，沿海与城市现代性日渐凸显，而另一方面，内地与农村保留着传统，踯躅不前。

——摘编自栾爽《震荡与冲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