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边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生活聚集的地区，能否把王朝国家的统治深入到边疆地区的关键，是处理好王朝国家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历代王朝有一个基本的倾向，重视对中心区域的治理，通过对中心区域的治理而影响边缘区域，强调“欲理外，先理内”，“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并且“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

——摘编自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同质化的政权体系从中央延伸到边疆基层，中央人民政府得以对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的直接治理，彻底终结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松散的“中央——边疆”关系。针对边疆地区的落后状况，党中央将边疆发展融入国家建设发展的大局，举全国之力对边疆进行援助和扶持。边疆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中央政府不断充实和调整边防力量，不断夯实保障边疆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群众基础，总体上实现了边疆的稳定。同时，党中央将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维护了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这是党领导各族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边疆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吸收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积极因子，逐步探索出的一套现代国家边疆治理的“中国方案”。

——摘编自陶砥《现代国家陆地边疆治理的“中国方案”》

材料一   “美利坚民族”这个概念自始至终都没有被美国政府所认可，在美国社会也不被广泛使用，“国家、联邦、人民”才是其常用语。中文语境中的“美利坚民族”可谓一种“民族想象”，概念可以追溯到一百来年前，孙中山让其在中文世界变得人所共知。孙中山认为美利坚民族是融合了不同人种和人群的单一民族，值得多民族的中国借鉴。共产党人受马列主义民族观影响，认为美利坚民族构成是多元的，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南京国民政府将民族主义、美利坚民族等符号加入教材课本中，一些支持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也提倡学习美国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则支持共产党的看法。国共双方的民族说都旨在凝聚国民，实现中国独立，但从效果来看，共产党的主张迅速获得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支持。

——摘编自励轩《想象的符号：中文语境中的美利坚民族及其演变》

材料二   中国的民族概念到底是舶来品还是本土产生，学术界看法不一。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还是斯大林，均无法准确描述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展开全面反思和修订，尤其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定义提供了崭新思路。随着源于西方的族群概念的传入和使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民族概念的中国化探索更加深入。2005年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一词进行了新界定，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摘编自胡兆义等《现代“民族”概念的中国本土化及其“多元一体”特征》

材料一   辽朝建国之初，耶律阿保机“乃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辽太宗在位时大力推动农业发展，“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随着具备各项技艺的中原人户大量迁居辽境，辽朝诸种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胡峤记载辽上京：“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辽圣宗大中祥符元年，宋使路振至中京，辽圣宗衣汉服接见，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宋使苏辙见到燕京汉人“衣服渐变存语言”“左衽今已半”。

——摘编自刘璐、张宏利《辽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材料二   清朝边疆治理采取“因俗治边”的政策，是在充分尊重、认可少数民族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以加强对西北边疆的管理与控制。入关之初，清统治者就对西北少数民族公开宣布：“一切政治，悉因其俗”，并设立机构处理少数民族的日常事务。在西宁地区，清朝设立专门办事大臣，掌管青海、硕特、辉特等部的军政大权，同时节制西宁的文武官员。在新疆地区，废除伯克官职的世袭制度，而由清政府直接任免，并制定官员品级，颁发官级印记。通过各城的大臣对各地区民政事务进行监督，对伯克的工作进行考核，并据此决定伯克的升迁等。

——摘编自贾原《清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因俗治边政策研究》

材料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党的民族政策确立、调整和创新发展也始终围绕党和人民事业的中心工作，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呈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特质。

——摘编自狄鸿旭《新中国民族政策“人民中心”特质的历史演进、实践成效与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