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持节都督出征时是一军统帅,屯驻时是军区首脑,对所统将领及州郡长吏都有节制以至生杀之权……根据《新唐书·方镇表》的记载,唐玄宗统治时期设节度使九个,安史之乱后设置节度使的方镇达四十二个,除了原有的即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等边疆节度使之外,还增设了京畿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十七史商榷》记载,此时的节度使“无不兼本州刺史,则权尽归于一家,而守土之臣几无复有分其任者矣”……《新唐书·兵志》记载“……节度使或父死子据其兵不肯代”……《旧唐书·田承嗣传》记载,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还从十万军队中,“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为,谓之衙兵（亲兵、个人武装）”。借此对抗中央。

——摘编自高凤林《略谈唐朝的节度使制度》

材料一   在西域设置都护府的形式从汉代一直延续至唐代。唐代还将这种制度推广至东、北、南、西各个方向的边境地区。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唐朝开边之后，对当地民族采取羁縻式管理，委其首领自治，驻军较少。但此种统治方式不稳定，后东突厥重为边患，契丹等族也一再生事。唐廷被迫大量增加边防驻军，形成若干边防大军区，其长官称为节度使。节度使本职仅管军事，然边地形势复杂，为重其权，常使之兼管军储、财政，进而监察地方。因联防需要有时或以一人兼数节度使。于是形成边将权重的现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宋代行政区划与唐无大差异，而行政组织与运用则大有不同。盖宋室君臣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权重，故对于地方行政采取绝对控制政策。其方法：最高级地方行政区划之路，不置元首性之长官，而以帅、漕、宪、仓诸司，分掌众务，不相统属，互相牵制不能自专。上自诸路使司，下至县知事，皆以中央文官权充，以便中央直接控制。犹惧知事官权太专，又置通判，以资牵制与监视。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材料一   中国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的全国的大朝代，我们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若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开放”，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保守”及“非竞争性”迥然不同……第二帝国带扩张性，而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二   唐中期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藩镇“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新唐书兵志》

材料三   起初，《十二铜表法》以及其他的法律规范仅仅适用于罗马公民，居住在罗马的外邦人受不到法律保护，故称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以及国际交往和商业的发展，罗马公民同外邦人和被征服地区居民在法律上的矛盾和纠纷日益增多，同时产生需要局部承认外邦人等的合法权利并予以法律保护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万民法，万民法实际上是罗马统治范围内的国际法。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

材料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到了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到处征收赋敛，逼迫催促，再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征收部门增加了，可是互相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自随意增加课税，巧立名目，新者名目相互重复，毫无限度。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当僧人得以免除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选避的去处，所以上等户优游而下等户劳瘁。征税的吏员又乘机侵吞，百姓……经受不了如此困窘，大抵都逃亡流徒成为浮户，那些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至此，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

——《白话资治通鉴》

材料一   均田制是由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均田制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初实行均田制时，正值战乱之后，人口锐减，荒闲土地较多，故有条件实行计口授田的均田法。但是，随着唐代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荒闲土地逐渐减少，无法再按照均田令中的要求来授田。随着私有土地的扩大，导致官僚地主、权贵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衰退，封建政府赋税的日趋苛重，造成农民的大量逃亡，最终均田制瓦解。

——据《唐代均田制瓦解探析》等

材料二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52年底，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摘编自《土地改革运动》

材料一   江南……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户不夜扄门上环钮），盖东西之极盛也。

——《宋书》

材料二   唐承隋制，前期赋役上实行租庸调。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它以民户授田为基础和前提。为确保租庸调的顺利实施，政府规定每户编造手实，再根据手实编成户籍；按每户丁男、中男数均田、定赋役。手实、户籍、均田、租庸调之间互为依据，便于监督管理，有效地组织赋役征调。国家职能有效实施，政权稳固，治理秩序良好。天宝十四年开始的“安史之乱”是唐朝财政朝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后，中原经济残破，土地兼并严重，农户大半逃亡，管理乏力，国库空虚，但支出不减；征调不已，赋役失衡，农民负担严重。两税法是针对以上诸多社会问题而制定的，“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征税范围、税负相对公平，当然更主要是满足中央政府的财力需求；以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

——摘编自朱红琼《唐朝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材料一   统一后，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的驰道，并对在道路上行驶的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作了统一规定。为了与匈奴作战时能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了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秦朝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加强了对云、贵一带的控制。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

——摘编自（日）鹤间和幸《秦汉帝国：始皇帝的遗产》

材料二   唐代道路交通图

材料一   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再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直接代表皇帝监察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林永光《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二   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来说，较以前是进步的。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账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武装起义。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规定，“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分夏秋两次征收，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两税法”颁布以后，到建中(780年正月至783年十二月)年间末，就有了1 300多万贯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要多出百万，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3000余万贯。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戚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郡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戚、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