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主，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古之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一天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材料三 汉初是“黄老”“申韩”之学并行的……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而且汉武帝，是个喜欢铺张场面的人，而巡守封禅……典礼，也只有儒家知道。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春秋繁露》

材料二   关于“灾异之变”事件

《史记·儒林列传》这样写道：“中废为中大夫，居合，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救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摘自西汉司马迁《史记》

《汉书·董仲舒传》中则这样写道：“先是，辽东高庙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摘自东汉班固《汉书》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孔子招收的学生大多数都出身贫寒，例如颜回，《论语·雍也》记载说颜回居住在“陋巷”，只靠一碗饭、一瓢水维持生活；又比如仲弓，他的父亲很贫困，家里连一小块地也没有；另外还有子路等人也都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收他们为弟子。

——摘编自陈顺珍《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实现的，为了“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成为儒学发展的关键，因而理学自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师道，重视通过教育讲学在民间传道。而书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和倡导的自由讲学，为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学术辩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南宋时期书院重视道德完善与人格教育，理学家制定了书院学规，如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求学的目的在于正己、修身，而非追求功名利禄。理学家的“弘教化”和“广设庠序之教”，使人才“继踵而出”，更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以达太平盛世之目的，于是官府大力支持书院建设，并逐渐将其纳入官办学校系统。

——摘编自王晓龙《宋代书院教育》

材料一 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厚敛于民以养禽兽，而使民饥以死，则无异于驱兽以食人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

材料二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而上学的因素，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而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赵志霞《浅谈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

材料二　程朱坚认一草一木皆有理……不仅如此，程朱以为须穷究事物内在之理。其说乃不免以物为外在，析心与理为二。阳明认为其结果是心必将丧失其方向与动力。阳明说，如其理外在于心，则亲没之后，吾心即无孝之理及孝亲之心。

船山(王夫之)视宇宙为一生生不息之历程。在这个历程里，气之阴与阳不断地融合，如是，气与理俱日新不已。这种哲学适用于政府与历史上，导致了反传统而大胆的结论。理既只是存现于具体事物与制度之中，那么宋明新儒家所制定为历史与社会之典范之“天理”，就根本不存在了。

材料三　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这样一种宗教：用统一的神权来神化君权，用祖先崇拜来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用“天定”的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来束缚民众，用教主崇拜来管制思想……帝王选中儒家，经历上千年的时间，经历两次改造，儒家变为儒教，孔子抬高为被崇拜的偶像。

——任继愈《儒家与儒教》

材料一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采用了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现实要求。但是，该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治理和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因此，汉武帝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董仲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宣扬天道的精神以阴阳来体现，阳主德而阴主刑，阳为主而阴为辅；主张“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当然，汉统治者从来不单纯依靠儒家维持自己的统治，汉宣帝教训他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唐初统治者认为以仁义治天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反对专任刑罚制裁。唐朝法律以礼为准则，主张刑礼合一，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法律制度的儒家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用哲学化的形式取代落后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德礼”是本，“政刑”是用，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决不可以忽视“政刑”，甚而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将封建统治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摘编自成怀洋《中国古代治国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言及中国近代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著成的《盛世危言》中最早提出中国人要救亡存而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这一主张将中学和西学放到了同等的地位，而且还要使两者“融会”、“贯通”，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那时占主导地位的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观念。随之而起的康、梁维新派在治国思想方面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较之郑观应更为明确而具体，对融合中西更加重视。他们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批判当时的中国”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认为“此两学……相互诟病，或水火不相入”，如此，不能养成改革所需的人才，“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的最终目标也难达成。毋庸讳言，以上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虽然极具生命并不断社大，也因之带上了新的特色，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变革模式仍然是中体西用。

——摘编自崔运武《论中国近代的融合中西文化思想》

材料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

材料二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春秋繁露》

材料三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共产党宣言》

材料四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中共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

材料一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徵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徵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