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它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它国藩落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雷颐《天下、国家与价值重构：启蒙的历程》

材料二   晚清的条约关系与传统的朝贡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后者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共主”观念，却在某种意义上是名实难副的虚幻构想，前者以国家主权概念和国际法原理为基石，却是作了调整的失衡的国际规范；后者旨在建立“守在四夷”的自卫架构，前者孜孜以求的是实际权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后者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交往形式上，将中外关系纳入到唯我独尊的天朝礼制之中，前者对中国实施“准统治权”，体现了主权损害的实质内涵：后者践履“不治”“字小”的王道德行，前者充斥“武力”“凌弱”的霸道暴举。

——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

材料三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承继了中国自上古便已产生的夷夏观念，构建了自己的国际秩序模式。这是封建时代所特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对等的国际秩序模式，既反映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共性，又有中国自己的特点。晚清中外条约关系则是西方国家打破朝贡关系，在中国建立以不平等为主导的新的中外关系模式，又称为条约体系，或条约制度。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模式，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明体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中国在晚清经历了两种国际秩序的激烈碰撞，从朝贡关系转向条约关系，并由此逐渐形成了新的对外理念和体制。

——李育民《条约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材料一：古代世界的贸易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进行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以伦敦公会大商人为主的英国特许贸易商人在这一时期英国海外贸易商人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1500年他们控制了英国出口贸易量的一半，到16世纪中叶甚至达到90%，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学徒法案》（1563年颁布）的实施，来自绅士、骑士、贵族以及农民等各个阶层的人员都参与了海外贸易。

——摘编自张乃和《15——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商人主体权利之比较》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宣告：“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会谈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1969年3月，珍宝岛之战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安全战略。

1969年，尼克松已经认识到一个多极世界格局的出现，主要标志是美国接受与苏联的核均势及将欧洲、日本和中国作为有竞争力的力量中心。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

——摘编自《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等

材料三：新时期中国重大外交事件（部分）

材料一：英国人这样描述清政府早期对条约的态度：“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因为条约在清政府看来，通商权利原本就符合施（夷狄）之以恩惠的羁縻之道。60年代后，英、美等国分头向清政府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1864年，清政府刊印《万国公法》，对此李鸿章认为为民族挽回权益计，遵守与应用《万国公法》应成为时代之必需。1884年，总理衙门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至20世纪初，驻俄公使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四个时期。这是一种社会质变，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了整体性的变革。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