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近代史上的部分宪法

材料二   1952年11月，党中央作出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制定宪法。1953元旦，《人民日报》在社论里把制定宪法列为1953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在广泛参考了西方国家宪法和民国时期宪法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经过七个多月的努力，前后易稿二十余次，最终形成了宪法初稿。宪法初稿先后经中央政治局确认和民主党派讨论后公布，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据统计，约有1亿5千万人参与了讨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达138万多条。在合理吸收民众建议之后，宪法最终定稿。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了这部宪法。代表们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民主宪法，这（五四宪法）将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宪法。

——摘编自王人博《法的中国性》

材料   庚子回銮不久，清廷即设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总汇机关。对于政务处的职掌，从光绪上谕中可见，政务处是作为讨论改革、统汇内外臣工的条陈意见的机构。从实际操作来看，督办政务处下设若干办事人员，对于大小臣工议论改革的奏折，“均交政务处详审，分别可行与不可行”，然后上报朝廷，由朝廷决定是否施行。1906年，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并隶属内阁后，政务处权限更有进一步的增加。从政务处的人选来看，已经大大突破了军机处的限制。政务处的设立，对于清朝的政治中枢是一个新的变化。前者外务部已分外交之权，今者政务处复分新政之权，故军机处之权，偏重于内政军事方面。不过，清末政治中，外交和新政最为重要，因此，掌管新政的政务处，其隐然成为清廷的决策中枢。

——摘编自郑伦班《军机处与清末中枢机构改革初探》

材料   清朝末年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币制混乱问题，严重妨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为解决制钱制度“铸本不敷银价”而产生的“钱荒”问题，仿照“香港铜仙”自行开铸铜元，此后福建也开始仿铸。1902年，清政府谕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各省积极响应。1905年，清政府成立户部造币总厂，在整顿货币、统一币制的过程中，从铜元问题入手，与各省展开了利权的集中斗争。但由于各地督抚势力过于强大，清廷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多年以来形成的“里轻外重”的局面，再加上各地仿铸成风，不顾流通中的实际需要，开铸之初的“铜元热”逐渐演变成“铜元灾”，从1908年开始，清政府下令“京、外各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此后，清政府提出的银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也因各省的反复纠缠和财政困难而未能实施。

-摘编自李帝《清末新政财政改革述论》

材料一   清末文官选拔制度是在模仿西方文官选拔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以学堂选官制度为核心的体系和内容。早在科举未完全停废前，学堂选官制度已开始存在，即使科举立停后，捐纳、贡生、荫生等传统选官制度依然存在。清末学堂选官制度继承了传统科举制的亮点，那就是科举的“论才”功能与学堂教育功能合二为一。同时，清末学堂选官制度也在各方面对科举选官的困境做出了修正。1905年停止科举后，学堂选官虽在形式上与科举考试相同，即均以试法取士，并给予相应出身，而且清廷自身也承认学堂奖励出身与科举无异。但是，学堂选官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注重经史以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摘编自刘为勇《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的各级官员的任用实行候补制度与政治任命。其中候补主要是任用和分发两种方法：任用公职人员时，除了因乱用公权、赃私处罚、亏空公款和吸食鸦片以外的人员，通常经过甄别、登记审查合格就可以任用。除这两种还有政治任命的文官，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军政大权由蒋介石一人独揽，五院的正副院长就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选任改为了由国民政府主席选任。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的总统也是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选任的。由此，无论是主席、总统或是五院的院长们都是由国民政府中央选任而来的，他们对国民党负责。

——摘编自刘桂君《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研究》

材料一   （杨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帝览而嘉之，（开皇三年）于是遂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州县之下）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十五年，罢州县乡官（周、齐以来地方官员自辟之僚属）。

——摘编自《隋书•百官志》等

材料二   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盖不易者三纲五常。”开始行政改革，裁汰书吏、差役，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新机构。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做法，推出中央新官制。其中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一些主要与宫廷皇室有关的机构，均保留不变。此后，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又出台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并宣布该方案先在东三省试行，各省于15年内分期完成。对于此次清廷的行政改革，当时舆论大失所望，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而东三省官制改革又直接导致清廷内部发生轰动朝野的“丁未政潮”（1907年春夏间）。

——摘编自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1941年11月，以党外人士李鼎铭为代表的11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中共中央对这一倡议非常重视。于12月17日，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否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要求各地整顿各级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紧缩机构人员编制。”根据这一指示，边区政府、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简政，调整合并行政机构，减少工作人员。以太行区为例，全区军政人员减少6万。1943年后太行区由于精简，每月可节约公粮7000石，节约经费60万元。当年征收的公粮比1941年减少近1／3。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地由此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