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在贞观时期的治国理念中始终以民本思想为主导，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盛世。

——《“贞观之治”时期的民本思想及启示》

材料二　(太宗)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

——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

材料三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摘自《贞观政要》

材料四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摘编自《新唐书》

表一

表二

材料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豪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一   中华帝国进入了蒙古时期，与之前的历史时期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变大了，统一而且超大的，是元。……事实上，尽管明帝国并没有真正对西藏和辽河以北地区进行有效控制，但至少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青藏高原与东北地区已不再是绝域，不再是礼乐教化难以到达的地区，而是“中华”的一部分。

——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铁血蒙元》

材料二   “康乾盛世”时期，版图在前代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巩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管理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划前朝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十八个行省；在东北、外蒙、新疆设置五个将军辖区；在科布多设立参赞大臣辖区和西藏办事大臣及达赖喇嘛辖区、西宁办事大臣辖区；……在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中国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并延续至清代。汉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成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促进了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汉王朝对匈奴采取了优待和赏赐匈奴降众的政策，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匈奴纷至沓来。尊重西域各国制度习俗，得到诸国拥护。扶植和发展边疆农业，缩小了经济差距。汉王朝还在边疆地区实行鼓励文化发展、文化交流的政策，丰富了中国文化内容，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提高。

清代既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又有创新和发展。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及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逐步形成以“因俗而治”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如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两级单位进行统治，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中央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中国边疆治理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边疆的新理论和新战略。中共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

——摘编自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