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国情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差别较大，中央政府要对之实行有效管理，就必须建立和健全便于加强控制的地方行政体制。元朝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它“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疆域“有难以里数限者”。以今日地理来说，帝国的势力所及，北到北冰洋，南到越南、泰国北部，东南至海而达澎湖，西至东欧和西亚。在这样大的国土内，政治、经济情况当然差别很大，元朝统治者便采用多种形式来实行管理。

——摘编自柏桦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改土归流源于明朝。清朝建国初曾对部分土司改置为流官。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苗民以弃暴归仁，奔诉永顺司，此时皆言为保靖宣慰司管辖。至四十二年，始皆输诚纳粮，设百户、寨长。雍正五年三月，湖北总督傅敏“会同黔省预筹擒捕不法花苗（土司）”。九月，清兵进入湘南，收吐司之权，对其家属作出安置，改土归流付诸行动。十一月，官兵抵达桑植境内，地方土（民）、苗（民）载道欢迎，土司缴印归诚，改土归流进展十分顺利。

——摘编自周妮《清代湖南“苗疆”改土归流时间与秩序考论》

材料三   土司制度作为民族地区的自治制度曾维护着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原生性和多元性，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一 秦朝将原赵、燕、秦长城连接并置机动部队，夺回匈奴手中的河套地区，并采取建灵渠、派军征服和设郡县等措施控制岭南地区。汉初，设渔阳、上谷、蓟县等几个防御据点，以和亲求得暂时稳定，将匈奴逐出漠南地区，建立以呼伦贝尔大草原、阴山、祁连山等为中心的防线，同时对西南地区采取笼络手段。唐朝建立后，因无法对中亚、西亚、外东北等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康熙停修长城，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济，确立辽阔疆域版图。

——摘编自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远洋舰队的威胁远超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团，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对华威胁增大，通过洋务运动建立近代海军试图加强海防。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地区依然面临严峻威胁，左宗棠继承林则徐“塞防论”，极力推动收复新疆；清廷对关内开放东北地区，使后来的“闯关东”成潮流。内蒙和东北的进一步开发，但无力避免外蒙20世纪20年代出现裂变。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材料一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