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洋务派开办军事工业，加之外资工业扩大，煤炭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进口量迅速扩大，供求关系紧张，价格昂贵，成为洋务军事工业的一大经济负担。1867年，曾国藩向清廷提出：“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试办。”1872年，李鸿章进一步强调若能自开煤矿，则“洋煤不阻自绝，船、厂亦应用不穷”，与塞满卮、求富强“殊有关系”。1874年，李鸿章、沈葆桢重提“开采煤矿，以济军需”。1875年，清廷放弃开采煤矿的禁令，允许试办机器采煤业。于是，出现了兴办民族煤矿企业的热潮。

1875—1884年洋务派创办煤矿企业状况（部分）

——据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1921—193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

——摘自任文侠等《日本工业现代化概观》

材料三   1955年10月，武汉钢铁厂在武汉市东郊长江南岸破土动工，1958年9月建成投产。2011年，汉阳铁厂遗址保护性改造工程启动，原址上将建设一座博物馆，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基地。

材料一：甲午战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进入初级发展时期。到民国成立，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设24.6家，资本总额高达982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 516.9万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商办企业，改变了甲午中日战争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民族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投资方向方面，主要涉及纺织、缫丝、面粉、火柴等 轻工业。同时，在工业企业的地区配置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向内地城市伸展。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阻碍因素》

材料二：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就达40余个，截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国各省区的此类实业团体达107个。这些实业团体的行业以及旨趣虽然各有不同，但振兴实业、强国富民却是共同的目标。仅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国新成立的工厂数就分别达到2001 家和1249家。1913年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为41. 3家，到1916年全国的工厂数达16 957家，1918年，全国工厂资本数达1.5亿元以上。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

——摘编自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三：“一五”计划开始时，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主要取自我国的农业。民国时期中国的积累率从未超过6% ，而1953年以来，积累率高达20%-30%。随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 全社会剩余直接集中用于经济积累和建设之中。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73.6%。“一五”计划期间，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 ，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以及重型机械等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这一时期，国家加大内地投资，新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

——摘编自高粱《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

材料 下表为20世纪80年代红遍全国的口号

材料   1978—1979年，四川等地搞起了利润提留计划的实验。当实验取得成功后，它们被推广到了全国。这项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工业责任制，在其中，国营企业与其主管部门签订一份“盈亏包干书”，同意将定额度的利润上缴国家，但提留在这个额度以上的“基本利润”份额。1980年，大约6600家国营企业采用这种制度。提留的利润可用于发放奖金、职工福利和作进一步的工业革新。公开申令多劳多得、工作性质的不同决定报酬的不同。1982年末，所有工业企业都实行了责任制，它们要对自己的各种经济决定及由此带来的盈亏负责。厂长可以聘用和辞退职工，决定他们的工资和奖金，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制定价格：但厂长本人也不再是终身任职，到1984年，工业生产中只有30%—40%可以被归为中央计划的生产，20%是市场经济，40%—50%属于地方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的生产。

——摘编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 1980-2015年中国务工迁移量与产业(就业)结构比重变化示意图

——据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与2016年《人口与就业年鉴》

材料一：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推行“乡里制度”。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的变迁，其形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一直延续。“乡里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制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材料二：抗日战争摧毁了疲弱保守的中国乡村政治秩序，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萌发，也带来了乡村社会重建之契机。中国共产党以农民的利益为切入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开始建设乡村社会新秩序。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农抗会、妇抗会、教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系在敌后根据地出现，并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在此基础上，1941年前后地方政权建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这一切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聚集资源，推进乡村乃至全国变革作了准备。

——摘编自杨丹伟《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

材料一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着眼战略形势发展，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全区只划为1个行政省（察哈尔），6个行政公署（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294个县。1948年9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统一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人民币。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

材料二 14—17世纪中外历史事件简表

——据李亚凡编《世界历史年表》等表为14—17世纪中外历史事件简表。

【推荐1】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5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回顾系列报告之一》）

材料二

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6%。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藩篱，城乡之间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处于严格的分割状态。随着国家对工业投入的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缓慢上升，1978年达到17．9%。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使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0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45．7%。

到2011年末，我国大陆城镇人口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注：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告）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回顾系列报告之一》

材料三

“民工”：一个过渡性边缘群体（图）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该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分析说明图中A到B、C到D期间发展状况出现的主要政策性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城镇化的特点。

（3）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流向二、三产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请结合材料二，为缓解图中“民工”困境建言献策。

材料一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的情况后，邓小平出奇地沉默了很长时间，才就逃港问题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林天宏《人民会用脚投票》

材料二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材料三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问题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材料四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