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汉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看，以武帝设立刺史制度后最为得当。全国郡国百余郡守理政治民，刺史巡行州内监纠非法。二者各行其事，而收利于中央。当州演变成地方行政机构后，中央和地方关系也陡然一变。西汉王国大者五六郡，已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东汉末全国为十三州，一州少则五六郡，多则十余郡，与郡相比，地方实力放大许多倍。豪强大族通过充当牧守掾属控制了地方政权，出任刺史的又多为此辈。所以，东汉末年割据势力的兴起和统一王朝的崩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摘编自薛军力《从汉代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材料二       由于唐代缩小了州的范围，并且将地方行政官吏的人事任免权直接收归中央，由吏部统一管理，因而，唐代的中央集权比汉代更为加强。唐前期这种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作法，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唐代政权的建立处于南北朝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状态之后，因而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割据隐患成为当时政权重点考虑的问题。此外，政权的性质正处于从世族地主政权转向庶族地主政权时期，因而有必要采取强化中央集权的作法以削弱世族地主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及影响。的确，唐前期中央集权的强化，使新建立的唐政权牢固地控制了全国，并为唐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由于小州制的实行和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各级官吏，产生了新的矛盾。

——摘编自李晓路《唐代中央集权之变化与方镇的产生》

材料一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顾炎武《亭林文集·郡县论》

材料二   618年唐朝建立，唐承隋制，继续实行州县两级制。不过，唐代的行政区划中还有府的建制。开元元年（713年）升首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陆续升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过的州为府，府与州同级，只是地位略高于州。这样，州郡县三级制经隋唐统治者的彻底整顿，至唐代前期最终确立了州（府）县两级制。……唐高宗、武则天以后唐帝国的边疆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军队的进犯，唐廷“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帝国境内遍置方镇，其数目累增至40有余。由于节度使不仅管军事还兼管地方民政，甚至几乎囊括了方镇内的所有军、政、财、监大权、方镇（道）就实际上已是州（府）之上的高层政区。

——摘编自梁万斌《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述论（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材料三   元帝国所控制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中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元朝在全盛时期，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九千万人口的强大帝国……随着蒙古汗国的分裂，为游牧时代所遗留下的旧行政制度已经难以管理元帝国的内部行政事务。忽必烈借鉴了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在中国北方建立行尚书省的实践，并吸取了蒙古分裂的教训，逐渐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主张“行汉法图大事”，从古代的中原政权汲取经验以建立中央集权国家。

——摘编自孟志轩《元代行省制度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关系》

材料   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