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士大夫精神到两宋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圣贤气象”的士大夫精神。唐宋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科举制对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另外，唐宋时候经济、文化教育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唐宋时期形成了完全没有门第观念的书院制度。而且，宋代的政治环境很好，宋代朝廷反思唐末五代藩镇之弊端，采取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倡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营造了宽松的舆论环境，所以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也非常强，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到了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对士大夫精神提出新的要求，就是追求圣贤气象者必须首先具有豪杰精神。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倡导的“豪杰精神”，集中体现为经世能力、智勇双全、开拓世界、创造功业，极大地丰富了士大夫精神的思想内涵。在“圣贤-豪杰”救世情怀为动力的士大夫精神感召下，孙中山、黄兴、蔡锷等近代政治家奋不顾身地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变革，促进了“科学救国”、“军事救国” 、“实业救国” 等近代思潮的兴起。

——摘编 自朱汉民《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等

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务突变，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在罗马民族崛起的过程中，求真务实成为了罗马人崇奉的重要信条和坚持的重要原则。政治方面，意大利半岛统一之前，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罗马领土和人口急剧增加，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为错综复杂，罗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先后将公民权授予意大利本土的拉丁人。地中海世界被征服后，罗马统治者不失时机地授予了一些被征服地区公民权，以博得他们的忠诚。建筑方面，罗马人很好地遵循“坚固、实用、美观”的原则。从总体看，罗马建筑神庙、剧场、竞技场等公共建筑完全从坚固和实用考虑，美观尚在其次。

——杨俊明《古罗马民族的求真务实精神》

材料三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当时领先全球的技术创新密切相关。1624年，英国颁布《垄断法规》，使创新的报偿有了所有权保障。政府授予棉纺织技术的重要发明者阿克莱特爵士头衔，还奖励卡特莱特—万英镑.18世纪末，英国各地纷纷举办传授机器操作等应用科学知识的讲习所，到1850年，职业讲习所已发展到600多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工厂曾引进法国的麻织机、美国的轧棉机、德国的织席机、意大利的丝织机以及中国的棉纺织业技术等，并进一步改良.

——陈秀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条件》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路德的思想和教会成了自由的旗帜，因为路德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师，他将直接与上帝沟通。这种开放的、可以按照自己心愿与神对话的信仰方式，使基督教徒获得了自由，特别容易在德国和欧洲流行开来。更为重要的是，新教置宗教和教会于政府行政和国家法律的掌管之下，从而消除了教会对于世俗权威的威胁，社会又恢复了它的秩序。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在卢梭看来，权利绝不是建立在暴力和强权之上，而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契约之上。因此，社会契约是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来源。康德则认为自由的个体具备自己决定自己的性质，在理性世界中，自己的意志成为主人。自由既要求不受别人约束，同时又不去约束别人，自由需要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和“要求”。

——摘编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被阉党迫害致死。早年从事反对阉党的斗争，清军入关后从事抗清斗争。眼看复国无望，遂潜心著述，写出了《明夷待访录》，系统阐述了其社会政治思想。书中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猛烈抨击，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他看来，应当革去像桀纣那样“独夫”的“君”得到像汤武那样受百姓爱戴而尊为“父”、“天”的“君”。君与臣应该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共同负担人民公共利害的“分工关系”。他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极限，并对后世产生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赵毅《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卢梭（1712-1778），出身于手工业家庭，先后做过仆人、学徒、商店伙计和抄写员。他同情民众疾苦，是启蒙思想家中最激进的一位。他认为“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不是要为了他们的幸福，而是要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在卢梭看来，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是国家主权的主体、拥有者和行使者。主权“是完全绝对的、神圣的、完全不可侵犯的”。主权“永远不可转让，只能由自己来代表，人民不需要找一个主权统治者。人民主权只能通过直接民主实现。”拿破仑曾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革命。

——摘编自卢梭《社会契约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