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一个旅行者在小镇过夜的概率是在大都市过夜的概率的5倍。在贵族尽可能地使名下地产增值，君主也想要推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市镇茁壮成长起来。1580年之后的一百年内，瑞典瓦萨王朝颁布了30张新的市镇特许状，以鼓励对新土地的拓殖。与此同时，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在爱尔兰也在兴建特许市镇——以引领英国的殖民事业。不是每个小镇都可以存活下来，苏格兰和挪威的自治市和特许市镇有四分之三变成了“鬼城”。

——马克·格里格拉斯等著《企鹅欧洲史1517－1949》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材料一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敦煌文化成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交汇融合的结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一个缩影……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实现了交流和对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不同文明实现了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摘自新华网

材料二   清朝康、雍、乾长达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总体稳定，清朝取消了人头税，根据耕地面积确定税额，减轻了下层百姓负担。农业上普遍采用了轮作、复种、多熟等农作制。玉米、甘薯等耐寒、耐旱、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们将林木覆盖的山地和草原广为开垦。人口从清初的1.8亿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4亿之众，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地区“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田地贵少，寸土为金”；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现象凸显；农业人均收益递减，各地民变此起彼伏。

——摘编自李龙潜《明清经济史》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本土货币已深渐向其他区域流通，如以赵国为代表的布币使用区域、以楚国为代表的传统蚁鼻钱使用区域，均出现了齐国刀币的大量流通。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秦国铸造了不同于中原各国货币形态的圜钱后，东方各国相继出现仿铸现象。魏国迁都大梁后，为了适应与楚国部分地区进行商品贸易的需要，也铸造了以楚国寽为单位的布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摘编自王晓博《从货币角度看战国时期商品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材料二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