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隋唐时期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得以基本形成。隋朝虽历时较短,但隋文帝对原有的监察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进一步完善官僚系统,将监察机构的规模扩大,并取消御史直属官制度,使御史脱离了宫禁,提高了其独立性,并恢复了地方巡查制度。同时监察机构的职责更加清晰、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监察机构相分离,中央官吏由御史台负责监察,下设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并且下属官吏不再由御史大夫任命更换,而是由吏部任命。地方官吏则由司隶台和谒者台,专掌州县监察。
——摘编自杨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变迁、特征及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文帝改革监察制度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文帝改革监察制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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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张秉贵,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1955年11月参加工作,在北京市国营百货大楼站柜台,30多年接待顾客数百万人。他从为国家争光、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念出发,在问、拿、称、包、算、收六个环节上不断摸索,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过硬本领,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20世纪50年代,他总结出站好柜台要做到五点:精神饱满、思想集中、耳目灵敏、抬头售货、动作“三快”;60年代,他总结出“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售货法,刻苦练就称糖“一抓准”、算账“一口清”的绝技;70年代,他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满腔热情的服务精神归纳概括为“一团火精神”,响亮地提出“心有一团火、温暖顾客心”。他将自己的柜台服务经验,编写成《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并到各单位表演、讲课,听众达十多万人次。
——摘编自《“一抓准”张秉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秉贵苦练服务本领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张秉贵体现的优秀精神品质。
材料 章士钊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调和论者。从1914至1917年,在自己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他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号召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精诚团结合作,诚心实意地遵守西方立宪政治的游戏规则,携手共建国家。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袁伟时《从章士钊看20世纪中国思潮》
请回答: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章士钊提出“调和立国”论的原因。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说明章士钊“调和立国”论失败的原因。
材料 杜佑(诗人杜牧的祖父),自幼读书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十八岁开始从政,从县丞起步,后来担任地方刺史、淮南节度使乃至宰相。杜佑虽位及将相,仍常手不释卷,孜孜以读。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因此,他专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杜佑历经36年著成专叙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典》。《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中杜佑还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为释音义、举故典、补史事、明互见、考史料五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杜佑还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资料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概括杜佑撰写《通典》的背景条件,指出其撰书意图。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评杜佑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及其治史精神。
材料
根据图1、图2大运河的相关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条运河走向的差异及其原因。
材料一 多维视角下的隋代政区改革 高祖(文帝)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油(到)于九载,麻定江表,寻以户口溢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州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查。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
——《隋书》卷29《地理志》
隋代分郡图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材料二 研究行政区划至少与3三个学科有基本关系,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政治学。行政区划不但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历史现象。行政区划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没有哪一个政区不是前代的沿袭或变革。
行政区划又是一种地理区域,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概念,它的存在与变迁都与其他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既是划定于地球表面之上的,当然要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而行政区划之中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实际上包含了人文地理环境。
行政区划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行政关系的产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是政治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行政区划变迁的主要原因。
——摘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结合隋代政区改革的史实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