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自身的国际秩序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苏俄“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因此，不仅仅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以前也奉行这一主义，现在“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这是两种相反的主义，“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于是“一齐出兵去打俄国”。正是因为俄国的转变“以后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世界由此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在全世界范围将会形成两个联合阵线“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材料一   儒家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争鸣与实践，已然成为秦汉以来统治者实现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有效途径。秦朝通过边疆区域移民方式，令华夷混居杂处，引导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汉朝根据边疆民族文化特点，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文教策略，努力倡导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多元互动，受到良好的效果。蜀汉诸葛亮针对夷人“征巫鬼，好诅盟”的风俗，亲作“图谱”以示尊重，目的是将儒家文化引向西南边疆民族区域。南北朝时期，北部边疆民族纷纷内迁，在风俗习惯上禁胡语、着汉服、改汉姓，鼓励与汉人通婚。唐朝则把“和亲”“羁縻而治”文教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在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础上，将唐朝的“声威”和“教化”传播到遥远边疆民族区域。清代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宣”的“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尊俗重教的治边文教措施。

——摘编自程妮娜《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苏联开始以行政命令在少数民族中强制推行俄语学习，这样的语言政策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强制的语言政策下，到1989年非俄罗斯民族人口中已有68.4%的人掌握俄语，但少数民族语言的实用领域也相应地萎缩，排挤、歧视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一直存在。以语言的同化抹杀民族差别、实现融合的政策尽管得以强制施行，但在实际上引发了少数民族成员的抗拒心理。同时，斯大林极力抬高俄罗斯民族，将其称为“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并公开在历史、文化方面贬抑其他民族。这种意识形体的宣传，从短期来看，主体民族的优越感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情感，加重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对抗心理。从长远来看，滋长了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力，为苏维埃联盟的稳定埋下了祸患。

——摘编自王东波《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问题研究》

材料一：在5000多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但中华民族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千年古训，拒斥“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不搞侵略扩张和殖民主义，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和平交往，和谐相处，留下许多友好交往，促进文明传播的佳话。

——焦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材料二：（中国）犹未能遂其发展之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之多也。……案（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要点所含公道、平等、尊重主权诸原则，业经联盟及共事诸国共同承认，今和平会议方欲借此为基础，而建设新世界。……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罗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下分舍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警察、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等七项。

——《中国希望条件说帖》（1919年·巴黎和会）

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

材料一   契丹处于唐与突厥两强之间，地处要害。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唐与契丹和亲四次。武则天时期，契丹大贺氏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契丹降后突厥。开元三年（715）李尽忠的堂弟李失活以后突厥汗国默啜势衰，率部附唐。开元五年（717年），李失活入唐朝拜，表其诚心，玄宗遂以杨元嗣之女永乐公主赐之。

——摘编自朱诚如《辽宁通史》等

材料二   在拿破仑发动大规模征服西欧的战争以前，西欧民族主义情感并不强烈，特别是在封建贵族领主割据的情况下，国王很难得到民众的拥戴。中世纪西欧有一句谚语，“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民众对国王没有直接效忠的义务。欧洲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几个教派，当时人们对同一教派的认同，超过对国王的认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已经不再是一盘散沙，许多民族都已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个结晶化的民族国家。它们各自分道扬镳，使他的个人神化主义的假定无法实现”。

——摘编自丁冬汉《现代国家政治能力建构的逻辑》

材料三   民族地区的治理直接关系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提升民族地区治理水平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冉欢、李桂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材料一   1928年，蒙藏委员会作为管理蒙、藏民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南京成立，规定蒙古改革各盟公署及土司，制定了兴办教育等政策。1934年，蒙古各地筹设独立司法机关，其管辖范围由当地情形决定，不受旗行政区域的限制，各司法机关参用蒙人任职，但须由国民党中央任命。经济上“厘定征收蒙古土地”，筹设蒙古贸易公司及畜牧产品工厂。此外还撰制各种浅显之宣传品，以阐明“蒙古民族为整个中华民族之一部，三民主义为蒙古民族唯一之救星”。1931年，国民政府为缓解边疆危机，迫于无奈颁布《蒙古盟旗组织法》，“盟”在法律上取得了与“省”平级的地位，自治程度提高，但实际上在管辖对象上采取“属人主义”的“双轨制”，汉人仍归省县管理。

——摘编自朱纲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策研究—以内蒙古地区为例》

材料二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1947年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规定自治政府是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民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旗为自治区域，区域内各民族团结一致，推选乌兰布为自治政府主席。次年，内蒙古民主改革运动开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不两利”——“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其中由牧主牧民自行议定的“新苏鲁克”制，废除了封建特权，重视人的平等，规定了牧工和牧民的权利义务。1950~1951年，成立包头市回民区、鄂伦春自治旗及重新划定农牧界限，并在蒙汉杂居之地暂时搁置“旗县分立、蒙汉合治”的争端。

——摘编自贾卓娅《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为安置降附的诸族人，唐朝一方面在各族原居住地设羁縻府州安置，另一方面在原边界州内设置侨置州县，以管理内迁各族人口。周边诸族大多从事畜牧业，内迁以后大都改以农业为主。这一方面是唐朝有意引导，另一方面是受内地农业生活环境的影响。唐朝统治时期不断地把周边少数民族人口迁往内地，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与汉族杂居，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之中，经济文化互相交流，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杂居民族在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共同语言，通常是以多数人的语言为共同语。同时，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也逐渐改变慢慢地趋向一致。

——摘编自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材料二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主张“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奋斗，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后来，这些内容被归纳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