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典籍是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的总结，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统计，现存中医图书至少有12000多种。以下为部分典籍一览表：

中国古代部分中医典籍表

       ——根据沈金鳌《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等整理

材料二   中国古医籍从一开始就以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为基础，故各种唯物与唯心史观、有神与无神论、哲学与辨证观点都在中医学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本中医书都可以拿来作为中医临床的直接用书，越是大部头的书籍解决的实际问题越多。在浩如烟海的古医籍中，总是先有“古人云”、“经曰”等，然后才是作者的发挥与创新。明清时期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各种医学全书、丛书、总录等，这些书籍不仅论述有条理，而且引文有出处，使后人观之一目了然。

       ——摘编自李今庸《古医书研究》

材料   184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马铃薯，而苦难也定格在1845年的夏天。1845年夏，马铃薯霜霉病持续的、大范围的侵袭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绝产，饥荒发生。1846年马铃薯病害已经几乎蔓延至爱尔兰的所有郡，各种疾病也开始流行……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难”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泰晤士报》也加入了论战，反对“最不可靠的作物和最差的食物”，在它看来，上帝的意图不容质疑，它迫使特别需要改变的爱尔兰人接受另外一种不同于马铃薯的生计手段。整个大饥荒期间，尽管英国政府也启动饥荒危机救助机制，但是所有这些有限的努力对于这场空前的大饥荒来说仅是杯水车薪，大饥荒带来的死亡人数巨大。马铃薯饥荒导致了营养不良，身体免疫力下降，于是疫病流行，饥荒与疫病交替肆虐，让爱尔兰人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大饥荒带来空前对外大移民运动，主要移民方向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本土。大饥荒后激发了爱尔兰独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爱尔兰人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思考本民族的未来之路，最终爱尔兰人选择以本民族自己的方式决定未来，1922年爱尔兰实现自治，1949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英爱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历史积怨直至如今都未能彻底化解，北爱尔兰问题仍旧是当今英国面临的重要政治议题。

——摘编自曹瑞臣《作物改变世界》

材料一624年，唐太宗下诏成立太医署。629年，地方性医学教育机构开始在某些州郡建立。至此，传统"师徒相授"模式有所改变。太医署非常重视考试，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每月、季及年都有考试，以评核成绩，并规定学习九年仍不合格者，即令退学。而医师们的升迁制度也是基于他们的成功治愈率。公元713年，地方政府可自行委任教师到这些地方医学院教授。公元723年，地方政府已被授权可指派医师为本地民众服务。

——摘编自李成文《中医发展史》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医进入中国，中医学的有识之士迫于生存压力，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北洋政府开设新式学校，但把中医药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界人士意识到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遂有业界名流向政府请愿，也有一些人开始着手筹建学校。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中国医学院、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等纷纷成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方面，高度重视传统经典的教授，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开设了金匮要略等17门中医课程，也教授学生西医知识。中医在推行学校教育的同时，仍继承了师徒相传的模式，部分名医公开教学之余，仍带徒授业。民国中医学校重视临床能力培养，各校都设有临床实践季度，部分学校甚至安排半天课堂教学半天随师临床时间的教学模式。

——摘编自朱建平《百年中医史》

材料一   英国乡村医院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据伯纳德的统计，乡村医院的资金来源最主要的三项为：富人群体的认捐款、富人和病人的捐赠款、病人付款。他将乡村医院建筑的选址要素归纳如下：避开低洼和潮湿地带……周围环境干燥，树木不可过于茂盛等。乡村医院装备简单合理，造价低廉，一间6张床位的乡村医院从建立到设施配置完备，费用只需350英镑……以1879年水上波顿乡村医院的年度报为例，该报表由院长、医务官、秘书、会计、牧师组成的委员会共同编制，详尽记载了收治病人的疾病类、所受捐赠的具体金额、医院购置设备的费用和日常开支，甚至对医院所用井水的质量指标相关数据也有所涉及。

——摘编自傅益东《论19世纪英国乡村医院的兴起》

材料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高桥、吴淞卫生实验区遭到严重破坏：七七事变后，上海随即遭到日军的侵略，各种建设自然无法照常继续。在江湾，伤寒、霍乱的预防接种工作难以顺利开展，许多人出于无知，或者认为这是管闲事，对之表示反对。1933年，上海市“公私经济，仍在喘息未定之中，市政建设，尚难充分发展，是以上海之卫生经费，未能有所增加，故卫生事业之促进，极感困难”。上海是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人才最多的城市，但是上海的医生多以服务城市为旨归，不愿到乡村工作。

——摘编自李传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乡村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