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材料一   明初，政府禁用金银交易，先是推行"洪武通宝"铜钱，而后又印制"大明宝钞"纸币，故当时的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而没有"银法"。明朝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是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体现了市场经济萌发，突出了市场的重要作用。明朝赋役、财政改革，全面推行货币税收，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使得农民必须将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去卖掉，换回白银以缴纳赋税。不仅如此，明朝还全面推行以银代役，使得劳役向赋税转化。物物和人力交换是传统自然经济的交换特征，货币经济是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经济，而交换是在市场上完成的。

——摘编自钱金飞《7～14世纪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新论》等

材料二   1920年银行业的总资本数是1912年的两倍多，1925年更是达到1912年的将近八倍。到1937 年为止，中国的银行总行数达到164 家，资本达到4.1亿多元。在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证券、保险、信托业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近代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与此时期新式大机器企业的发展相互呼应，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货币制度异常混乱，是一大堆铸币、重量单位和纸币凑成的大杂烩。当时中国主要货币银元与银两之间，没有固定的兑换比例，得益与亏损，变化无常。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经济界要求改革币制的呼声十分强烈。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后，中国采用银本位制，作为不是产银国家的中国来说，该种币制尚有重大缺陷。20世纪30年代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随之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提款、抢购、投机白银的风潮，1934年金融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法币改革后，货币的发行权集中到中央、中国、工商和农民四大银行，改革法令实施半年多，全国货币基本上统一。在国民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利益诱使下，英国首相支持中国"币改"，使"法币"与英镑挂钩，随后，美国也使法币与美元挂钩。中国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后，日本则公开宣称，将不惜以任何方式来彻底阻止中国法币改革的全面推行。

——摘编自叶凤刚《30年代国民政府币制改革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