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建忠是近代早期改良派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就不能讳言利，而应该学习并采用“西人以利为先”的精神和办法。有利的贸易平衡是富国最有效的手段，“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宜通商以收各国之利权”。在对外贸易中应学习西方设立贸易公司，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则中国“商民可富，饷源可充”。马建忠还认为洋务企业经营方式落后，企业亏损严重，且利用政治强制手段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改革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注重发挥商民在“兴商务”中的作用，增加经济效益。针对当时中国无论是发展对外贸易，还是振兴实业，都需要巨额经费和资本，而国内满足所需款项的情况，马建忠提出了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外资的大胆设想，认为只有“借洋债一法”，以“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

——摘编自石蕾《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

材料一   “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此其体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阙趋步，常不相及。”“君民共主权得其平……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二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变法通议》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许多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向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新青年》

【推荐3】材料：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时年16岁）应童子试未中，即弃学从商，十年（1860年）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治十二年（1873年），郑观应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易言》一书，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主张“轻税以广去路”“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问世。《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