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人”本指西周春秋时期的列国统治氏族；至战国，随着列国内部的人群凝聚，“国人”内涵转变为一国民众。兼具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国人”意识，也随之形成。秦并天下后，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整合“诸夏”，推动六国故民“秦人化”，力图塑造新“秦人”认同。这一举措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秦法与六国旧俗的冲突，以及秦帝国塑造认同方式的强硬，激起了六国故民的故国之思和反秦情绪，最终造成秦帝国的崩溃和新“秦人”认同的瓦解。

材料二   汉朝作为真正意义上国民身份认同感产生的朝代，其意义在整个历史上无可取代。在此之前即便秦统一六国，但原先六国民众并不认同自己秦人的身份，反而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在各自内心上，齐国以齐人自居，楚国以楚人自居，虽然秦始皇进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改革，但原先各国民众的内心隔阂却没有同化，正是在这种貌合神离的情况下，秦始皇以个人威权维持了表面的平静。这种局面不仅秦朝没有解决，连汉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完全解决，直到汉武帝的出现。汉武帝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前面皇帝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侵扰问题，致使汉朝民众民族情绪高涨，自我认同得到质的飞跃，从此汉朝国民不再以原先七国属地自称，真正意义上完全以大一统的国名为自我身份认同，凡天下汉朝国土之所在，皆为大汉臣民。

材料一   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之初依赖于国家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诉求，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利益需求。在随后的汉与大宛、龟兹等西域地区之间最初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中，逐渐出现了“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的场景。最终丝绸之路拓展为中国向外输出丝绸、瓷器、茶叶、冶铁等商品和技术及输入香料、作物、宗教、艺术等的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之路。

——摘编自王超《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特点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材料二   隋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日益阻塞，海上运输逐渐兴盛，至宋朝，我国通过海运基本形成了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主的多元化对外产品出口格局。此时，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通往日本、朝鲜等地的东海航线，还有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此外，政府还在沿海港口置市舶司，以“掌善货贸易之事”。

——摘编自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 今天的“新丝绸之路”，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在国内，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在国际，“新丝绸之路”秉持开放包容精神，继承古丝稠之路开放传统，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有无，“新丝绸之路”就是要在古代中国丝绸之路轴线基础上，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中国一东盟等），与沿线国家对接发展战略，推进贸易、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以及生态环保的合作，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它是现有合作的延续和升级，也是各国的利益共享地带。

【推荐2】伴随着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交往不断增加。

在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等地，发现了大量唐代瓷器碎片，其中包括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等。在我国海南岛东南部海滩和西沙群岛海域，也发现了成捆叠堆的唐宋时期瓷器。

唐宋时期，广州出现几种新行业：和香（把舶来的香料制成香品）、解犀（把舶来的象牙和犀牛角进行切割）、译人（翻译）和舶牙（舶来品交易经纪人）。每年进入广州的外国人约一万人次，广州出现了供外国人居住、经商的“蕃坊”。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述海上丝绸之路对唐宋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   伴随着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交往不断增加。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等地，发现了大量唐代瓷器碎片，其中包括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等。伴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不断需求，唐宋时期，广州出现几种新行业：和香（把舶来的香料制成香品）、译人（翻译）和舶牙（舶来品交易经纪人）。每年进入广州的外国人约一万人次，广州出现了供外国人居住、经商的“蕃坊”。

——摘编自杨正位《丝绸之路的历史动能与当代启示》

材料二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有人将其同美国二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中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这与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区别。

——张鑫：《“一带一路”根本不同于马歇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