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王朝对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对西域诸国则是先后采取了频繁遣使者往来、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措施；对南方诸族则采取了郡县制和羁縻统治并行、“毋赋税”等政策。
——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和边疆治理》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空喊着民族主义，其理论也只有一个框架，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一套民族理论体系，所制定的民族政策，由于内战、抗日战争等原因也多数未能具体实施。……国民政府在某种程度地继承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但其阶级本性又在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理论发展等过程中最终背弃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最终连同自身走向灭亡，总体来看，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策略。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存在严重缺陷的表现，并谈谈正确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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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
“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
——《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1912年9月）
材料二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
(1)据材料一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分析三民主义的历史意义。
(2)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又有何新的发展？新三民主义的历史贡献有哪些？
材料一 孙中山看到了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财富，也注意到了欧美发达国家潜在的社会危机——欧美各国的贫富不均之严重已使“平等”二字成为口头空话。由此，孙中山在1906年明确指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以核定地价的方法平均地权，让所有的国民共享革命后土地溢价带来的福祉，实现“家给人足”的目标，是民生主义初始内涵的主要部分。
——摘编自肖红松等《三民主义的发展与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材料二 国民党一大宣言所阐释的三民主义后来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以及“新三民主义”。就民生主义而言，宣言指出其最重要之原则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一方面，宣言强调农民的作用和地位，明确表示国家将给予佃户耕地，为农民提供相应的国家支持，并且注意保障军队中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宣言强调要解决“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的问题。总之，新解释的民生主义重视并发动“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的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摘编自宋德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意义。
近代以来，国人经历了由传统家国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艰难转变。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状态，个人权利弱化隐蔽、国家（君主）权力强化突出。
——摘编自刘宗英《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地方主义行动逻辑分析》
材料二 王韬对西方政体形式作了研究后，认为中国欲谋富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梁启超提出：君、臣都是为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是店铺的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真正的主人是人民。
——摘编自雷颐《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
材料三 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摘编自孙中山《国家建设·民族主义》（1924年）
材料四 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
——摘编自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传统家国观念的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概括指出材料二中知识阶层新的国家观念。
（2）据材料三，孙中山认为国人的“国家观念”有什么不足？指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主旨。据材料四，概括指出抗战中国人对新型国家认同的背景及新型国家的内涵。
（3）综合上述材料，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指出近代国人家国观念演变发展的两条主线。
【推荐1】材料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名校毕业的晏阳初在内忧外患的中国腹地实施平民教育,不仅大批海归和学者跟随投身其中，且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人皆受其感染和启发，也从东到西践行“上山下乡”,分头实施乡村建设试验,复兴濒临崩溃的中国乡村。这四位知识分子领头合力推进的乡村建设实验,不仅为挽救面临溃败的乡村社会立功甚巨,还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而载入史册。
——摘编自李满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和实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社会管理却相对分散，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士绅多是有声望并且有钱有势的人，通过他们的威望和人际关系来影响地方事务。他们既参与统治过程也参与决策过程，很多有关公共福祉的事情如赈灾、修路等都有士绅的参与甚至负责，涉及到政府主要职能的诉讼，也会因为士绅的介入由公堂转为民间。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与地方政府权力影响力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共同维系着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摘编自齐惠《中国古代协商政治的特质》
材料二 乡绅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乡村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拥有国家所赋予的法定特权，明代政府不仅规定乡绅本人可免除徭役，且可惠及其家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正式权力”。这种非正式权力与官僚的正式权力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相互区别，并彼此形成制约。明清时期的乡绅主要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者，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他们如同一个“缓冲带”，减少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摩擦，增强着社会结构的弹性，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得以灵活的运转。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农村经济的日益表落，乡村建设从萌芽理想状态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以地方政府和国内外社会力量资助的经费为来源，试图寻找一条全面改造农村的道路。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试图对旧有的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具有一定现代化性质的改造，即组建村学、乡学，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教育，对农民素质实施如识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尽管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带有一定的缺陷，但显示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路径，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绅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乡绅治理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推行的特点，并简要评价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一 1895—1937年，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三次浪潮，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三次浪潮的时间起止点为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尽管在三次浪潮中，现代工业发展迅猛，但据调查统计，1913年调查的21713家工厂中，使用机械动力的占1.60%，不使用机械动力的占98.40%。在1916年调查的16957家工厂中，使用机械动力的占2.89%，不使用机械动力的占97.11%。
——摘编自王春雷、王梅春《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三次浪潮及启示》
材料二 1933年中国工业生产总表
| 实数（中国货币：百万元） | 占比 | ||
| 国民总产值 | 31534 | 100.00% | |
| 工业总产值 | 工厂 | 1895 | 6.01% |
| 手工业 | 5628 | 17.85% | |
| 合计 | 7523 | 23.86% | |
| 国民净产值 | 20119. | 100.00% | |
| 工业总产值 | 工厂 | 378 | 1.88% |
| 手工业 | 1339 | 6.66% | |
| 合计 | 1717 | 8.53% | |
——摘编自汪敬虞编《汪敬虞集》
材料三 1984—1992年，中国GDP增长1.1倍，年均增速9.5%；工业增加值增长1.5倍，年均增长12.3%。1985年，中国水泥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87年，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88年，中国电视机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96年，化肥和钢产量双双跃居世界第一。1978—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23.7倍，年均增长15.0%。同时，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只占50.0%，2001年已上升至90.1%。到.2001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已超过900亿美元，在各类出口产品中居第一位；中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而同期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8%和-7.4%。
——摘编自周维富《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近代中国出现第二次工业化浪潮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78—2001年中国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处于今云、贵、川一代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西南夷”地区，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下。秦亡以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武帝时，唐蒙率军进入夜郎道（今贵州附近）。唐蒙对当地少数民族赠予丰厚礼物，宣扬汉王朝“威德”。当地首领夜郎侯多同愿甘心向汉，汉王朝就在夜郎地区设立郡县，依汉制置吏，并让夜郎侯的儿子任县令。夜郎归属汉朝后，四川一带土著也纷纷要求归附。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赢得当地人好感，汉朝遂在当地设都尉，置十余县。汉朝在夜郎地区修筑“南夷道”，在四川开通灵关道，在安宁河上架桥，直达今西昌附近。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基本确立。这些地区的省级机构和内地一样，设三司。基层管理主要依靠当地土著担任的土官，亦称土司，武职称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文职称土知府、土知县。土司大多为当地民族首领，一般世袭其职，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一部分土司衙门中的佐贰官、首领官由朝廷派出的流官担任，以对土司形成牵制。土司职责是谨守疆界，缴纳赋税，有事要出兵供朝廷调遣。明朝在当地兴办学校，并移内地军民前往屯种。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土司中，女土司占有一定数量。
——摘编自王天有《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朝对“西南夷”的治理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相比汉代的改进之处，并说明古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摘自魏收《魏书·序纪》
材料二 柳宗元：“文皇（唐太宗）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三 “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摘自《辽史·百官志》
“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
——摘自《元史·世祖本纪》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对中原地区文化认同的表现形式，并简析其主要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文化认同不断发展的深远影响。
材料一 东汉时期，在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哀牢夷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西汉以前与中原没有联系。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两县，后又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只向哀牢人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赋税。掸族居住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直接的联系。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洛阳，奉献珍宝。汉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120年，雍由调又遣使进京，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丝织品等。东汉时期，西南地区还散居有白狼等族，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等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白狼王还作诗歌三章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白狼歌》。这三章诗歌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宝贵历史资料。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天启年初，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授意其党徒在重庆突然构难，公开反叛朝廷。为尽快结束西南乱局，以便全力对付实力日增的后金政权，崇祯二年朝廷谕命西南五省总督朱燮元移镇贵州，为朝廷斩截擒凶。朱燮元为保证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和控遏云南的战略功能，分别对贵州经济、行政、教育、民族制度进行全面治理：第一、从增加人口数量、扩大耕地面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赋税徭役四个方面同时着力，重振地方经济。第二、调整永宁—毕节段川黔分界线，解决土司间的承袭权和土地权之争，在改土归流后的水东地区新建开州，复置施秉县治，通过行政手段，恢复地方秩序，确保地方安全。第三，建新学立文庙，续庠序之教，增加诸生之额，拓宽夷汉子弟晋升通道，重建地方教育，搭建“夏风化夷”平台。第四，在“分土世官，众建诸蛮”的地方民族政策中，将原属土司的宣慰公土分给有功官兵作为抵饷和赏银，并根据官兵和目把的功绩大小、对朝廷的忠顺度、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等具体情况，分别授予大小不同官职，命其管理地方事务。
——摘编自黄咏梅《朱燮元与明末贵州地方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东汉时期治理西南夷的措施，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末贵州地方治理的特点，并加以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