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气候寒冷期，后期异常干旱。1408-1644年间，各地发生的大瘟疫达26次。入境外国人士的增加，使我国从未有过的传染病也开始流行。中医的内科理论原是建立在《伤寒杂病论》之上。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促使瘟病学说得到发展。隋代巢元方等人撰写的《诸病源候论》里记载了瘟病的传染性特征。宋元以来，医学家从论症、治法方面对伤寒与瘟病加以区别。明清之际吴有性提出“戾气说”，认为瘟病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著《瘟疫论》，进而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并能产生不同疫病。经过清代名医叶桂、薛雪等人的努力，瘟病学说逐渐建立起体系。

材料二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三   1933年，毛泽东在《长岗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1952年，毛泽东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各地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高潮，并成立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87年，中央爱卫会等九个部门倡议“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2015年，习近平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推动我国旅游业迈上新台阶。

——摘编自常铁中《新农村卫生服务》

材料一 18世纪后期起，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空前发展起来。伦敦、巴黎等城市大型排污系统的建设，自来水的使用、室内抽水马桶的使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使城市公共卫生得到很大改善;1848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公共卫生法，该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设立国家和地方卫生委员会，为英国的卫生改良运动奠定了改善城市卫生和市民健康状况，控制结核病、伤寒、霍乱等传染病的基础。当时的英国社会和卫生改良运动的内容包括反对消费烈性酒，降低婴儿死亡率，进行监狱和精神病院改革，建立妇幼保健院、公立医院和药房等。19世纪中叶细菌学和寄生虫学的建立，使人们开始注重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及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欧洲一些城市率先实现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基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1949年10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颁布多项除疫法规条例，以及开展以预防为主的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1949年11月，设立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国家注意统筹城市乡村公共卫生协调发展，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任务。这些基层机构的卫生医务人员相互配合，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成功执行公共卫生计划。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医人才少，又多集中在城市，数量在西医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城市中，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中西医结合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指导方针之一。通过努力，我国逐步组建了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新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成绩和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获益”的“中国模式”，并在世界其他国家宣传和推广。

——摘编自胡克夫《试论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等

材料一   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英国的物价急剧上升，大量穷人、乞丐和流浪者因饥饿而死，社会秩序动荡混乱。面对这一危局，当时的英国政府针对物价出台了一系列干预和遏制政策，而立法作为一种重要的价格管制工具得到了充分运用，尤其是王室敕令这一法律形式更是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据统计，当时共有30项敕令针对食物、肉类、糖类、啤酒花、酒类（合法国酒）弓箭盔甲6类商品的价格制定了官方最高限价。鉴于伦敦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都铎政府对伦敦市的价格管制高度关注。为保障物价管控效果，都铎政府严惩违抗限价命令的地方官员。这些举措为都铎王朝时期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摘编自柴彬《英国近代早期的物价问题与国家管制》

材料二   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公共卫生就是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

材料一   公共卫生最早是从英国开始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社会“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产物”。最初关注的是环境卫生和疫病预防，后来逐步扩展到多个领域，比如卫生行政、环境卫生、劳动卫生、医疗卫生、妇婴卫生、卫生教育等，几乎包罗了所有与民众生命健康有关的问题。大体而言，广义上的公共卫生行政事务包括了上水道、下水道、粪尿处理、道路清扫等环境卫生；医疗设施或对药品进行管理的保健卫生；还包括对卫生的重要性和方法进行教育的卫生教育以及对各种卫生数据进行统计的卫生统计等。狭义的公共卫生则指公共卫生行政、环境卫生、卫生防疫及饮食品卫生等。19世纪前期，英国颁布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来应对英国日益严重的环境卫生的困扰。从英国开始，公共卫生立法开始成为欧美国家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事项。

——摘编自王其林《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法制研究1905—1937》

材料二   清末新政中建立起卫生行政制度，并初步形成了卫生法律体系，以1911年东北鼠疫治理为契机，以防疫为主的公共卫生开始从无到有、从地方性立法向国家性立法过渡。由于社会转型以及政局动荡的深层因素影响，民国初的中央和地方卫生行政机构并不稳定，曾几度裁撤。即使如此，公共卫生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仍卓有成效，不仅公共卫生立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专业化、技术性规范日益成为公共卫生立法的重点。与清末相比，防疫、医师登记、环境、饮食、饮水类等公共卫生法规都形成了体系，更重要的是基本勾画出了民国公共卫生法律制度的概貌。

——摘编自王其林《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法制研究1905—1937》

材料一：中国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防疫制度。政府将应对疫灾视为荒政的一部分，一般以设立施医局、施医送药为主，仅是临时、临事的偶然之举，而受到救助的范围往往仅限于首善之区的京师畿辅一带。……清代，自唐宋以来形成的地方医政体系——医学署、惠民药局，渐次荒废，官方医政体系崩溃。……清代后期，财政拮据，疫灾频频，国家应对无力，只得依靠以赈捐、义赈、义演等民间慈善救助为主的救灾措施。

——李孜沫、陈丹阳《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

材料二：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英国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该决定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上行下效，英国民众在防疫其间积极配合政府实行隔离，以控制疫情向外扩散，为此不少人不惜以牺牲自身生命的悲壮代价来换取周边邻近地区的安全。至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材料三   清代卫生防疫大事记一览表

——李孜沫、陈丹阳《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