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2年1月5日,临时政府发表《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则否。二、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三、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摘编自熊志勇等著《中国近现代外交史》
材料二 毛泽东以“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通俗语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三大重要决策。这三大决策回答了新中国一诞生就将面临的三大外交问题:如何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对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被压迫民族。“三大决策”中包含的政策思想,在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法律化,成为《共同纲领》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基本规定。
——摘编自曲星著《中国外交5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外交思想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毛泽东在外交上提出“三大决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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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它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它国藩落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雷颐《天下、国家与价值重构:启蒙的历程》
材料二 晚清的条约关系与传统的朝贡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后者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共主”观念,却在某种意义上是名实难副的虚幻构想,前者以国家主权概念和国际法原理为基石,却是作了调整的失衡的国际规范;后者旨在建立“守在四夷”的自卫架构,前者孜孜以求的是实际权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后者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交往形式上,将中外关系纳入到唯我独尊的天朝礼制之中,前者对中国实施“准统治权”,体现了主权损害的实质内涵:后者践履“不治”“字小”的王道德行,前者充斥“武力”“凌弱”的霸道暴举。
——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
材料三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承继了中国自上古便已产生的夷夏观念,构建了自己的国际秩序模式。这是封建时代所特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对等的国际秩序模式,既反映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共性,又有中国自己的特点。晚清中外条约关系则是西方国家打破朝贡关系,在中国建立以不平等为主导的新的中外关系模式,又称为条约体系,或条约制度。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模式,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明体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中国在晚清经历了两种国际秩序的激烈碰撞,从朝贡关系转向条约关系,并由此逐渐形成了新的对外理念和体制。
——李育民《条约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对外体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政府从华夷秩序向条约体系转轨的具体过程。
材料一 一份奏折鸦片战争时,琦善派人探听了一些英国的情况,并据此写了一份奏折上报朝廷,言道:该国王已物故四年,并无子嗣,仅存一女,年未及笄,即为今之国王。该国有大族二十余家,皆其国之权臣,议事另有公所。只须伊等自行商榷,不受约束,揣其词意。或前此粤省烧毁之烟,其中即有各该权臣之物。……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且系年轻弱女,尚待择配,则国非其国,意本不在保兹疆土,而其国权奸之属,只知谋取私利,更不暇计其公家,……故求索不专在通市。
——选自《琦善奏探询英国各情形折》
材料二 1898年,总理各国事务的奕等人在奏开岳州等四处为商埠的奏折中称:“中国自通商以来,关税逐渐加增,……臣等再四筹维计,添设口岸,藉辟利源。”他们援引“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的“通例”,认为“强邻环伺”之际,“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清政府批准同意,并规定自开口岸的管理及司法诉讼权,归中国政府。
据统计,自清末到民初,中国历届政府宣布自开的通商口岸达50处左右。
——摘编自《清末民初自开商埠简论》等
材料三 19-20世纪初中国部分通商口岸分布示意图
材料四 在古代,周边的国家和部族常被视为“藩属”或“夷狄”,需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外事机构。
1844年,清政府按照列强的要求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各国通商事务。
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设立,职务由亲王或军机大臣等兼任。
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成为常设机构。
1912年3月,陆征祥改外务部为“外交部”,并把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
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
(1)根据上述材料,你认为琦善获得了哪些情报?你如何看待琦善的这份奏折?
(2)阅读材料二、三,结合所学,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变化”为题,解读上述现象。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3)依据材料,概括中国近代对外交往发生的变化。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迸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史学对世界的认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以来中国史学对世界认识的变化,并概括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新中国外交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周边外交战略制定加快。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表示,在成功度过了朝鲜战争的考验之后,中国要融入到世界外交的体系当中去。
材料二 1992年之后,周边外交战略和之前相比,有了重大发展。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到“促进共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战略,从双边关系扩大到周边地区国家整体发展。中国周边国家战略在国际制度合作上有重大创新。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历历《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阶段演变》
材料三 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2013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分析1953年我国外交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原因,并指出50年代为了融入世界外交体系做出哪些努力?
(2)据材料二,概括1992年之后我国周边外交战略有了哪些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3)据材料三,归纳新时代周边外交有哪些战略目标。
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利用它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联合国来对抗和遏制中国,使中国在1971年之前完全游离于现存国际秩序之外。社会主义新中国始并不认同西方的全球化概念,只接受主权原则,并于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回后,一度反对维和(干涉其他国家)及反对核不扩散(要打破核垄断)。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态度开始转变。1980年,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利用借欯来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1991年,中国第一次参与维和,到现在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维和贡献者,后来又比美国还早批准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中国逐渐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贡献者,最后成为改革者。
——摘编自赵穗生《中国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和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对国际秩序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对战后国际秩序变革的贡献。
材料一 “一边倒”是当时中共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为处理新中国与前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这一选择并非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的对策。随着中共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时这些利益的考虑。
——摘编自关锦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材料二 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选择引起了一些周边国的担心和疑虑,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与分歧,保障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把和平共处的思想具体化为五项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提出来的。
——宋晓芹《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推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并分析这一政策的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这一原则指引下,新中国进行了哪些外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