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在上古时期就形成了一套以王为中心的具有开放性的多方参与的决策体系。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协商政治更为活跃。秦朝时，凡是重大事件如议帝号、封建、封禅等帝王都与大臣商议。汉代承袭此制，协商的议题更为广泛，如立嗣、立法、人事任免、教育、盐铁专卖、边事、出战、迁都等重大问题都要进行协商。隋唐建立起一套“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施行”的三省六部制的“决策执行"机制，将定策、审议和执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由皇帝进行集中裁决，以宰相为代表的中枢辅政集团协商议事是皇帝最终裁决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历朝历代均设置言官．其专门负责协商议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制度上既保证言路的畅通又避免言论的混乱无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统治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而社会管理却相对分散，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

——摘编 自齐惠《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协商”因素》

材料二   1978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了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的地位，强调各民主党派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民主党派有了政治身份，这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前提。1982 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而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协商合作的坚定决心。随着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立，在城乡社区出现了村（居）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及社区论坛，在企业内部形成了集体协商、劳动恳谈等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

——摘编自孙存良《新中国70年协商民主建设的历程、经验和展望》

材料一   1938年，新四军颁发《本军出征将士家属优待请求书》，规定：“出征抗敌军人家属，除担负法定之赋税外，得酌量减免其摊派各项临时捐款。”皖江抗日根据地即在该政策范围内。皖南事变后，根据地于1941年6月成立了皖中财经委员会，下设货物检查总处、分处、分所三级组织，专征地方税。根据地废除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必需品如大米、煤油等税率降至15%，进口急需品如洋布征5%。1943年“反扫荡”胜利后，根据地日益扩大，财经工作进一步发展，财税制度也进行了增删。

——据秦冠华、张福伟：《皖南革命根据地税收的历史贡献》等

材料二

我在吉北行政干部学院刚毕业就被分配在税务所工作，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收税，并由武装队员保护前往对敌贸易市场，收来的有大米、豆油、白面、蘑菇、布匹等物品，晚上睡觉还需有武装队员站岗，避免被敌军和土匪抢夺。记得1947年冬天，走私犯夜间袭击我们的税务所，绑架缉私队员，抢夺走私品，税务干部奋力反抗，连夜将军粮运往前线。

——原吉林市税务局局长赵元龙的回忆（2019年）

民族记忆·抗战精神

材料一

（1937年4月，红军指战员钟士灯致父母家书）

原文摘录：我在外，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着自己的未（来）做事……现在说起到达北方，使用（实行）国共合作、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了）许多抗日友军，国家已经和平。

材料二   在抗日战争进程中，中国人民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不同地区共同传承着中华民族留下的集体记忆。

材料   边区行政委员会在1939年关于村选举的指示信中说，“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在（民国）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敌人围攻中，暴露的最为明显”。为此，抗日根据地花了很大力气宣传、组织基层选举，不仅挨家挨户动员，还成立选举训练班，并编出《选村长》等戏剧到处演出，印行大量像《大家选》这样的小报和宣传品，形象地告诉农民选上自己合意的人会带来什么好处。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和农民群众一起，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选举办法，如豆选法、乍胳臂、背箱子等，以适应识字不多和不识字的农民。事实证明，只有农民自己将他们与政权拥在一起，“才能发生伟大的革命效力”。

——摘编自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选举与文化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