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利用铜。到了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臻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先秦青铜器，例如展示了酒礼器中至尊气象的四羊方尊，湖北随县出土的大型编钟，等等，看到当时青铜冶铸技术所达到的高超境界。除大量的青铜器之外，还总结出有一定合理性的青铜合金配比规律，即按照青铜器的不同用途的性能要求，配置不同比例的青铜合金。这就是《考工记》中记载的“金有六齐”。
——摘编自金秋鹏《中国古代科技史话》
材料二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一种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卜辞的内容，绝大部分与殷商王室有关。小至殷王的耳鸣、牙疼，大至年成、祭祀、征伐，无不以殷王或王室为中心，其他非卜辞的刻辞也是如此。因此，认定它是殷代王室的档案，是可信的。甲骨文卜辞的文句都很短，而西周出现了上百字、数百字的铭文。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及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甲骨文能比拟的。金文又多讲求押韵。西周较长的铭文都比较注意纪时，显然更利于仔细地记述历史事件。对于认识商周，特别是西周的历史文化，金文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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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的特点。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代和西周的代表性文字，并说明它们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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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兴起、所在地域等皆不相同，但是商周两族，却认为他们的祖先的起源与兴起和所在的地域都是在大禹所奠定的疆域内，赞奉大禹所开拓的“禹绩”。此外，“中国”之称，最早见于周初武王和成王之时，按照《说文》的解释，“夏，中国之人也”，是指认同为夏人和继承夏文化的人。这样，“夏”到西周已经发展为民族的名称。在西周，原属不同来源、不同部落集团的祖神，已纳入同出黄帝的谱系之中，这便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经济、文化方面，夏商周本来比较接近，都以农业为主，其先民都以粟、黍为主要农作物。
青铜技术在夏代开始发达，商周达于鼎盛。文化方面殷墟甲骨文字与周原甲骨文字及商、周铸在铜器上的铭文同属一文字体系，都是汉字构字六种方法齐备的成熟文字，呈现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又一重要特征。
——摘编自白至德《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上古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材料二 我国夏、商、西周三代因已经出现凌驾于社会各阶层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而被学者划入文明社会的范畴。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人们仍然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各种“族”的网络中；血缘组织与政治组织的架构相互支撑并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作为成熟国家标志的地域组织并没有建立，或者仅仅在周朝后期有些萌芽。因此，学者多称这一阶段的国家为“早期国家”，以与战国以后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国家区别开来。
——沈长云《上古史探研》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商周三族交融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早期国家的特点。说明西周符合早期国家特征的具体表现。
材料一 周人的统治改变了夏商时期亲族聚居，一族即是一“国”的政治结构；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就是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自王和《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材料二 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认为“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他认识到武力征服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长久之计，以文德怀柔与抚恤为主，以威服和战争为辅。一旦战争胜利则主动和解，甚至不惜实行“和亲”政策，以达到“四海升平，天下一家”的目的。通过联姻的方式，怀化对方，增进民族情感，平息战争，推动民族交融。
——摘编自李少玉《浅谈唐太宗治国理念里的和谐意识》
材料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商、西周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并分析西周实行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概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4)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华民族形成的发展演变特点。
材料一 因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商代尚未确立专制王权，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中，除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无一事不求之于占卜，一切依从占卜的结果而行事。商族曾与彭、韦等众多方国结成联盟，伊尹、保衡、伊陟、巫咸等人都是诸方国的首领，同时又是当时的大巫，既代表方国势力，也代表神权。各方国与担任方国联盟军事首领的商族各司其职，以实现方国联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分配，维持联盟政体的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卜筮是当时人们沟通神灵的渠道，被认为代表鬼神意志，人们对卜筮绝对尊重，“各非敢违卜”。
——摘编自王奇伟《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材料二 周人建国后，对殷人的神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周武王在《太誓》中对殷纣王的天命观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天命是根本不能依赖的，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在周人看来，人们无论如何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上天总是不可能完全顺从民众愿望的，在此基础上周人主张“天人合一”。周人打破了殷人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将祭祀的权力按不同的阶层分配到上至王公、下至士的手中。西周晚期以来，随着天神威信的下降，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尤其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重神事而轻人事的现象，但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如晋国的叔向和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民”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
——摘编自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与天人合一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商代神权政治观念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对商代神权政治观念的改造并分析其改造的意义。
材料一 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与农耕聚落都有了很大发展。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粮食的储备，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在郭家庄发掘的160号商代墓，出土青铜礼器40件……器表均有精美的纹饰和族徽文字，还有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兵器和900多枚铜镞……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武将。
——摘编自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材料三 《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集体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
——摘编自张仁忠《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简述七八千年前的社会状况。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类代表。
(2)根据材料二，从商代墓出土文物中可以归纳出当时的哪些历史信息？
(3)根据材料三，概括春秋时期耕作方式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根源及其历史作用。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以上材料反映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 所属时期 | 概况 |
含山凌家滩遗址 | 新石器时期 |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
铜陵铜矿遗址 | 商周时期 |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 两汉时期 |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 隋唐时期 |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 两宋时期 |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材料一 周代，饮食行为被纳入“礼”的范畴。君臣宴乐之时，按照不同等级、身份配置不同的餐具以及餐食，一人一案，跪坐而食。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族交融，给中原传统的礼制带来了 冲击。
材料二 唐代，中原地区传统的低矮餐案逐渐被北方游牧地区更为舒适、便捷的高足桌椅取代，传统的跪姿习惯也逐步变成了更舒适的垂足而坐。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不拘一格，敢于挑战传统礼制，在饮食生活上饮宴成风，聚会成群。统治阶级也推崇并引领宴会社交之风气，人们渐渐习惯于围桌而食，同桌不同器，聚食而分餐。
材料三 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自由结社、朝堂论争，也可以归隐自然、追求自我。各个阶层的接触机会增多，社交活动频繁。临安等地“买卖昼夜不绝”。传统的分餐制，已不符合饮食者对美食和氛围的热切追求，也不符合经营者多元经营特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要求。同桌群聚，同盘而食，各取所需，满足了官场结党、商业联系、亲朋联谊等各类聚会需求。
——摘编自周扬《“分餐”与“合餐”的衍变》、陈伟明《分餐传统为何在唐宋时期发生改变》、 田芬《唐朝饮食文化中“合食制”流行成因探析》等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二，指出唐代与周代餐饮习俗的差异，结合所学说明差异的原因。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餐饮习俗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3)为进一步深入认识周唐宋三代餐饮习俗，你认为还可以补充什么材料？各举一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