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方宜旱，南方宜稻，这是农作物对南北方环境选择的结果，跨越环境界限，将另一地区的作物引入，则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冬小麦为北方旱地作物，推动其大规模向南方扩展的动力是人口。《鸡肋编》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稻），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两宋之际，南方水田农业区稻麦两熟制曾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

——摘自吴存浩《中国农业史》

材料二   明代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   明中后期，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重要基地。

——摘编自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

材料一   

                              《清明上河图》

材料二   18—19世纪中期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摘自谷延方《重评圈地运动与英国城市化》

材料三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总的看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1949－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发展阶段；（二）1958－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三）1966—1978年，是城市化停止发展时期；（四）1978年至今，是城市化的稳定快速发展时期。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三》

材料四   在19世纪上半期的伦敦，人满为患，迁移到城市里的穷人，大多只能靠乞讨为生。许多工人只能住在没有照明和排水设施的地下室，使得传染病很容易扩散。与此相反，英国富人享有市内住宅和乡间宅第，拥有艺术收藏品，能参加被广泛宣扬的娱乐活动和去外国旅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社会底层的群众所不能理解的。

——《世界近现代史》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始皇登碣石山,立刻辞,有“上农除末"一语,但秦代却出现蜀卓氏、曹邮氏、宛孔氏等以盐铁而成巨富的事迹。汉景帝时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也;尊农夫,农夫已贫也。”汉武帝将天下盐收归官营,桑弘羊亦“以计算用事”。唐朝刘晏对食盐专利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北宋庆历时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缗,盐课为715万余缗。到神宗时,一场全面的商业官营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展开了。

——摘编自陈长华《抑商质疑一一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材料二 明中后期,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从《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等大量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要求商人重信义、守承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强调要道慎、勤勉、自我约束,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善于应付处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荣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朝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墨菲《亚洲史》

材料一   我国文字产生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这不仅妨碍了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会给初建的秦王朝的各种文书、档案的书写、阅览和传播造成巨大的困难。针对这种文字的紊乱状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接受李斯的建议，立即采取了“书同文字”的措施。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许慎《说文解字》

材料三   （甲骨文）迄今考古发掘所见单字已达四千五百多个，已经辨认的也有一千两百多个。其内容与《史记·殷本纪》所载世系大致一致。

材料四   李约瑟认为：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费正清认为：“朱熹殁后，他的理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正统思想……宋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滞缓，使得中国在19世纪时积弱不振。”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荣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朝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墨菲《亚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