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太守王景在庐江一带教犁耕之法，兴水利，推广蚕织，卫飒、任延等地方官着手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江南的落后状况有所改变。汉末，“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中原大乱，民众深受战争的苦难而四散逃离，而此时“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北人南渡和越汉、蛮汉融合，加之江南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遂在东吴政权的有力组织下，通过适当减少农民徭役与赋税，禁止恶吏扰民等措施，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的迅速结合，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

——摘编自杨洪贵《试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

材料二   北宋初年，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传入福建地区，并迅速在江南地区推广。南宋时，山地丘陵修梯田，沿江滨湖筑围田。江淮、两浙、福建等地区粮食一年亩产可达二至三石。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棉花种植盛行于闽、广地区，茶叶种植遍及苏、浙、皖、闽、赣等地。太湖流域、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两浙和川蜀地区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从事“收丝放贷”“机户赊账”等业务的包买商也遍布江西、两浙、四川等地。广东雷州半岛和广南西路发展成棉纺织业的中心。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南方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的进步。北宋时，南方人在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中优势明显，朝廷被迫采取南北分卷制度，各自分配名额，分别录取。自南宋起，江浙一带尤其成为人才集中的地区。

积水潭地区（今什刹海一带）是古都北京的灵魂。

元代在建设大都时，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奉命设计大都的水系。积水潭是北京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码头，南方的粮食、木材经漕运水道源源不断进入大都城。“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这一带。元末《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

人口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

材料一   春秋末期，礼包括贵族交际中的礼节及贵族婚丧嫁娶等的典礼。当时儒者依靠襄助这些典礼和教授仪文为生，“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及弟子将当时的交往礼仪和各种典礼整理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礼》。他传承古典文化的原则是“述（记述）而不作（修改），信而好古”，但在传承礼的细节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礼用麻，时人用丝，孔子遵从民众习惯，因为当时用丝廉价；又如古礼臣拜君于堂下，而当时臣拜君于堂上，孔子采用古礼。孔子传承礼的指导思想是“忠恕”，“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忠”的意义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六经中，《礼》是孔子常讲和弟子必修的。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中唐以来，韩愈等人打着“复古”的旗帜，掀起了恢复孔孟思想正统地位的古文运动。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即强调“格物致知”。面对从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的现实，许多有识之士努力通过对儒学经典研究，从而作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因此，以“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逐渐形成，这既论证了封建纲常的永恒性、合理性，又孕育了一种与之相抗衡的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两宋理学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人性，使得传统儒学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等精神，真正融化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摘编自王育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变革及其意义》

材料一   北宋前期的中枢权力机构设置，并非全盘新创，而基本上是整理、更革前代设施的产物。更革思路是在北宋初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步明朗化的，它清楚地体现着“权力制衡”的精神，同时使政权机构之职能分工更为明朗、责任更为集中。马端临《文献通考》曰：“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宋代文化得到相对普及，这种相对普及最重要也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如理学不再仅仅是“理”“气”等一些深奥的哲理，而是呈现了普及化、通俗化的趋势；文学重心的下移适应了社会娱乐的需要。另外，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转变。清代沈垚就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说明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已经不太分明。

——选编自张全明等《中国历史大讲堂·宋史十二讲》

材料一

欧阳修做过礼部侍郎，他对已有的薛居正著《五代史》甚不满意，决意重修。他主张就用“春秋笔法”对这“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的乱世加以扬善彰恶。他在这部私修史书中专门立《一行传》《唐废帝家人传》《义儿传》等，以表彰乱世中的忠臣义士；同时，对于一生事四娃、历十君还恬称“长乐老”的冯道大加挞伐：“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因“褒既”需要，欧阳修严格使用词语，甚至出现笔削史料的现象。

——摘编自杨华《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8年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扰，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申到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摘编自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材料一：至于藩镇，唐时业已跋扈不堪，五代时，更不必说了。……宋太祖乃用渐进的手段。凡藩镇出阙的，逐渐代以文臣。属于节度使的支郡，都令直达中央。各州官出阙，都令京朝官出知，以重其体，又特设通判，以分其权。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宋史》

——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

材料三：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

——摘编自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材料一孟子的政治主张不是从历史上抄袭过来的，而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有下列各项：第一，给民以“恒产”；第二，赋税徭役有定制；第三，轻刑罚；第四，救济穷人；第五，保护工商。孟子的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论，与时代的要求相合拍，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精神。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也就是精神娱乐消费。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一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引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民生是指人民的生活、生计和生存的状况，民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孟子的政治主张不是从历史上抄袭过来的，而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有下列各项：第一、给民以“恒产”；第二、赋税徭役有定制；第三，轻刑罚；第四，救济穷人；第五，保护工商。孟子的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论，与时代的要求相合拍，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精神。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玩敝。至德后，科敛凡数百名，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炎疾其敬，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杨炎传》

材料三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也就是精神娱乐消费。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