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材料一   汉承秦制，“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计簿”,御史大夫检查计簿所载数据的真伪,丞相府则据实以行奖惩,绩优者升迁。为了防止官吏弄虚作假,汉朝颁布了《上计律》《功令》《考功法》，其中规定了“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的行为为欺谩之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吏,也要免职。唐代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考课的具体法规，明确规定考核标准,即“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具体要求,偏重在职才能的考察。各部门长官在对其下属进行初考后,考核结果要“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

——摘编自刘守芬等《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41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制定施行《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明确边区民政厅组织3人以上的考绩委员会进行干部考核,分级进行，每年一次。边区政府明确了干部任用的四条标准,即“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边区公务员考核实行赋分制,工作50分,学习25分,操行25分。其中工作以“研究进步、著有论文”为一等,“研究进步、富有创造”为二等。考核等级按分数多少定为七等,一等升级...六等降级,七等解职。考核时特别强调，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此外,上级政府经常派员到各处巡视,以巡视所得的材料作为考核的参考或根据。在扎实有效的干部考核作用下,延安时期“公务员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他们“只是群众中间的先进分子,以自己的艰苦精神及模范作风影响推动群众”。

——摘编自康小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考核工作》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除夏商周时期是以血缘为唯一标准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德与才都是文官选拔标准的主旋律。夏商周三代官吏的选拔范围严格限制在血缘关系之内，他们遵从的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官职高下的“亲贵合一”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国纷纷摒弃以血缘为标准的选拔制度，打破了贵族制人事制度下的等级界限，使一些有才能而出身卑微的人得到重用。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入宋，工商杂员子弟亦被允许报考，甚至僧侣道士也能应试。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治国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国家机关是由大小各种官吏管理运转的。官吏的好坏称职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管理的成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常任文官制，一般只对普通文官即“下级官吏”实行考试，而“委任官”亦即政务官则通过直接选举或委任制产生，这具有严重缺陷。实行考试制度，不仅能保证人民选用德才兼备的“专门家”组成国家官吏队伍，且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在孙中山看来，考试是实现平民政治、平等政治的美意良制。考试以其公平性在形式上为无论贫富贵贱的人提供了一个均等机会，特别有助于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努力读书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改变自己的地位。

       ——摘编自魏春明《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