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打破“邦国”“宗族”壁障，使国家、人民不论在政治制度、个人身份、族类从属上都发生极大变化。秦统一中国以后，统一的国家机制更加规范及完善。在民族交融中，华夏民族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自秦汉以来，华夏民族往往将国家的强大、统一和民族的安全、和睦作为评判国家、民族强弱兴衰的基本标准，并形成民族与国家的一种深沉的、绵延的文化心理与社会理想。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元史·地理志》

材料一   唐太宗说：“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引见诸胡使者，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黩武三十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知今日绥之以德，使穷乏之地尽为编户乎！”

——《资治通鉴·唐纪》

材料二   西夏人对蒙古军队的顽强抵抗，仍使蒙古统治者记忆犹新……于是便采取措施，把西夏遗民迁出故土，或徙居内地与汉民族杂居耕种，从事手工业；或远发边地屯垦，或遣其充军。使之不能聚集一地，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又把大批汉人、蒙古人、回鹘人等迁入西夏故地。一方面是为了……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冲淡西夏遗民的成分，造成各民族间居杂处的局面，相互牵制。

——孟楠《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其他民族的融合》

材料三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祖孙四代的开拓，中国疆域达到内在发展的极致。周时，中国按照自身发展的轨道滑行，国力达到了全盛。……在此条件下，清朝于北方遏制了沙俄的继续南下，且运用外交手段划定了边界；于南方，运用朝贡贸易体制把欧洲列强的权利锁定在规程所允许范围内。……这使得前中期的清朝对其疆域的最终奠定，能够从容地从学理上与法理上自我确认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材料一：汉初，汉高祖败于匈奴，开始采取“和亲”政策，谋求和平，当汉朝公主的后代成为匈奴首领“单于”时，双方会成为更亲密的亲属。赠送黄金、丝绸、粮食给匈奴，笼络匈奴贵族。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河西四郡”，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又设置田官，督率士卒屯田。

材料二：后世对秦始皇的这一做法，大多盛赞不已……虽然秦代……仅仅持续了二世……但秦代所形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及其所确定的以郡县制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区划，却……为后世历代所遵奉……（西汉初年）刘邦采用的是……混合体。

——李晓杰《体国经野：历史行政区划》

材料三：行省制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行省也是蒙元帝国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据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等资料整理

材料一   建隆二年，（宋）太祖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材料二   行省是蒙元帝国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在世祖前期和中期，多数行省是以中书省宰执临时派出处理军政事务的形式出现的。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陡然减少，而半固定化的行省不断扩充和发展，并且在世祖末成宗初逐步过渡到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据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整理

材料一   周人以西方的一个小国代商而有天下，苦于兵力单薄，不足以统治东方各族人民，于是大封同姓、异姓及古帝王之后于东方，以为周室的“藩屏”。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

材料二   下面为秦朝疆域图。

材料三   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称“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中书省也称都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又兼辖腹里。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制，凡有重大军事，则遣中书省官员前往督之，其班底仿中书省建制，故称“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史学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