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产物。宋代生产力的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学更多地关注现实,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北宋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但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有识之士通过儒学做出了符合现实的新解释。理学家们吸收并利用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儁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还是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理学家们无一不以“辟异端”的态势激烈地反对佛教,但其自身的价值核心却又恰恰是自己所要反对的佛教。经过理学家们的“批判”,儒道互补、佛教为宾的格局已经名存实亡了。

——摘编自宋延高《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帝制中国时代眼中的孔子和儒术依靠专制皇权或国家政权的强制性权力和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地倾心推崇，赢得了朝野上下一致的尊奉，孔子不仅被尊奉为“为汉制法”乃至“垂宪万世”的神明素王、至圣先师。

材料二   近代变革期孔子形象多变：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孔子被洪秀全塑造成一个跪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认错的妖魔。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维新一派极力推尊孔子为托古改制的至圣素王和神明教主，积极阐扬孔子的大同太平之教，力求“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话语中的排孔非儒的声音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的最强音，最终孔子的偶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浪潮中被彻底打倒。

——均摘编自林存光《孔子形象的历史变迁与时代转换》

材料一　战国时期，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也主张统治者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断。        

   ——摘编自《历史必修③》

材料二   在如何维护大一统政权的稳固这一点上，秦皇汉武之间有着共同的认识，即不能容忍多元化的指导思想的存在，认识到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来维护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儒家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和严酷的法律无法长久地保持统治的合法性，关键是要使价值系统制度化，从而为现存的秩序提供支持。     

——干春松《儒家制度化的形成和基本结构》

材料三   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樊树志《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材料四　后世君主“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材料一 有宋一代，随着宋王朝政权的建立和逐步稳定，理论的需要也愈来愈迫切。这样客观上要求宋统治者要有宽容的态度，以便促进理论的发展和兴盛。同时，儒、道、佛经过了长时期的发展，自身的形态不断改变，相互之间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宋明理学家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要求下，试图援佛道入儒，以儒学为基础，将其融为一体，重新构建新的儒学体系，重振儒学之辉煌。

——摘编自李道湘《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

材料二 明代初期理学是“理学”转向“心学”的过渡阶段的理学，在整个宋明理学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明初的理学家们虽都学宗程朱，但都不是一味尊奉，一些学者通过体认，发其新义，从而表达了对程朱理学个别观点的不同看法。南宋末期，社会上出现一种“和会朱陆”的思潮，即陆学的本心论与朱学为学致知的笃实下学的功夫的融合，这股思潮在进入明代以前一直持续着，并深刻影响明初理学的发展。……明代初期，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逐渐失去发展的动力，而只有通过心性体验才能对其有所创新和发展，所以，理学家们在心性问题上的讨论日趋活跃。此外，明初几乎所有的理学家们都相当注重道德修养，强调在“心”上下功夫，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修养方法或功夫论。

——摘编自张峻歌《明初理学思想特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