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和唐朝前期均田制授田情况表

注：露田死后还官，桑田为世田，无须还官，公田解职时移交后任。

——据（唐）杜佑《通典》编制

材料二 孝文太和九年（485年），下诏均给天下人田（桑田）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上》

材料三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地多人少之处）者，并听卖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

——《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

材料四 各时期户数一览表

——摘编自朱贤枚《中国历代人口统计》

材料一   “桃花深映水边庄，夫妇相携笑语香。耕耨有粮蚕有种，丁男戽水妇要桑。”

——宋代诗人叶茵《田父吟》：

材料二   在中国，小农经济一锄一镰，一个主要劳动力加上一些辅助劳力，一旦和土地结合，就可以到处组织起简单再生产，虽然脆弱，但破坏后极易复活和再生，又非常顽强。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   18个“带头人”按下红手印的1978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仅仅22元，第二年跃升为400元，一举脱贫，从此与温饱相伴。从那以后，小岗村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1993年约为1100元。……性格开朗的关友江对记者说起了顺口溜：“一年超越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

——《今日小岗村：一年超越温饱线，廿年没过富裕坎》（经济参考报）

——潘岳《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对于食盐的生产，实行“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即由国家统一招募煮盐的户主，盐户负担煮盐费用，官府只提供煮盐的“牢盆”，政府收购和销售煮成的盐。设立“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对地方盐业生产和流通进行指导和监督，完全杜绝私人售卖的可能性。

——摘编自王玉《盐铁官营政策分析》

材料二   明朝，北部军事频繁，军队急需粮饷，政府“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此后，盐利巨大，私盐贩卖更加猖獗。“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顺治时对井盐的生产，允许自由开凿，康熙则公开承认百姓自由开凿的盐井为其私产，但盐业生产者所生产的食盐必须卖给清政府特许的商人。

——摘编自史仲文主编《中国全史》等

材料三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接管盐场之后，针对场盐壅积、生产瘫痪的问题，各盐务机关以公盐带头赶运、限期催促商运等方式打开销路。对盐场生产，按“劳资两利”的原则，扶持成本低、产量高、质量好的盐滩、井灶恢复生产，在此基础上实行统购包销，提高收购价格，调动盐商的生产积极性。对资本、人员较多及生产设备较好，生产规模较大的私人资本主义制盐企业，在资方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后，经政府批准加入公股；对分散、生产规模较小的盐场，先联营，创造条件，再实行公私合营。“一五”期间，共完成盐业基本建设投资8000万元，投资20个项目。1957年产盐827.6万吨，实现盐税收入63100万元。在这期间，盐化工产品也有较大增长，氯化钾产量5846吨，溴素产量286.6吨。

——摘编自程龙刚《新中国盐业生产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材料一 上谕大臣……又曰：“广南市舶（市舶司，为掌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及收购舶来物货的官署），利（利税、利润）人甚厚，提举官（管理市舶事务的官员）宜得人（用人得当）而久任。庶（期望）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皆宽民力（减轻人民的财力负担）也。”

——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材料二 一名官员在乾隆二十四年给皇帝的奏拆中说：“近年以来，南北丝货腾贵，价值较往岁增至数倍……民间商贩希图重利出卖，洋艘转运，多至盈千累万，以至丝价日昂。”乾隆皇帝谕旨宣布：“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价翔涌，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织衽。”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清政府在粤海关规定：（一）洋船销货、装货，应该按期离开，禁止在广州过冬；（二）洋船不许同汉奸私自交易；（三）内地行商不许向洋商借贷资本；（四）洋商不许雇佣内地仆役；（五）在洋船停泊处必须有官员与兵了弹压、稽查。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四 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方交流出现了新的状况。中国的茶叶、生丝、棉花大量输往西方，以“英国制造”为代表的西方纺织品、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也飘洋过海。洋人反客为主，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在某些地区，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乡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推荐2】城市化进程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时代性和多样性。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依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城市发展呈现的特点。

材料二英国城市化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突变的过程，不是以封建城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些村庄和工矿区发展起来的。……英国历史上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不仅为英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而且为城市化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1750年，英国25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1801年增加到33.8%，1851年上升到50.2%，而农村人口则从一个半世纪前的75%降至49.8%。英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

——摘自纪晓岚《英国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启示》

（2）依据材料二，概括英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三近代中国的所谓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通商口岸化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威逼，迫使中国开放了大量通商口岸，建立起侵略中国的条约体系框架。条约口岸是一个具有双重作用的历史存在，作为强权政治的产物，它对中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了侵害；作为一个社会窗口，它又展示了西方近代化事物。

——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

（3）材料三的观点体现了什么史观？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方面说明近代条约口岸的“双重作用”。

材料一   

材料二   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应当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三   日本科学史学家薮内清认为：北宋时……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新儒学讲究由心而发，格物致知，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轼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强调书法的精神气度。

材料四   明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基于现实生活的感受，起而抨击理学，公然倡扬“人欲”“日用”“私”“利”，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相对抗。如王艮主张“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人欲即是天理”；李贽讲“私”讲“利”，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直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义中之利，君子所贵”，否定了理学将义利相对立，重义贱利的观念；他们还主张“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提倡“实学”，反对理学的空谈性理，指出其于世事毫无助益。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一

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在认识论上，顾炎武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

伏尔泰提出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从而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放在应有的位置。伏尔泰的史学观批判地继承了笛卡尔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唯理主义。伏尔泰举起理性主义大旗，并使理性主义成为他的文化史观萌生的哲学基础。此外，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进一步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勾勒了作为整体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生活图景。

——摘编自刘明《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管窥——以〈路易十四时代〉为中心》

材料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