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北地处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又是进入中原的诸多民族的故乡，更重要的，又是多个王朝的“龙兴”之地，因而使得东北地区的历史具有独特性，为其他边疆地区不可比拟。明代的东北，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明政府实行“乃因其地分设卫所若干，以其酋长统率之，听其种牧、飞放、畋猎，俾各安其生，咸属统内”的政策，又在元代“站赤制度”的基础上，在东北地区广设驿站，增辟水陆交通线，使东北地区的交通线纵横交错，形成为覆盖整个东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与内地密切联系，使东北地区成为明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

材料二   17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俄军挫败，乃有中俄《_______▲_______》（公元1689年）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170年。直至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摘编自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材料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作为京师左臂的山西，士卒懈怠，关隘破败，最初边防多依赖大同镇。但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后，蒙古军数次攻入山西抢掠，汾河沿岸城镇损失惨重，而作为山西屏藩的大同镇消极避战，坐视蒙古军抢掠，山西镇的边防建设遂提上日程。朝廷将山西镇最高军事长官由副总兵升为总兵，给予其财力、物力上的支持。具体而言，山西镇建设主要包括：加强雁门、宁武、偏关三关边枪兵和边墙及城堡的修建；招募士兵，增兵戍守，强化训练；等等。完成边防建设后的山西镇成为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朝与蒙古互市贸易提供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刘志刚（明嘉靖列万历初年间山西镇边防建设）

材料   汉代与周边民族对举时出现的“汉人”，因蕴含强烈的政治意义，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时期“中国人”的称号。两晋十六国时期，“晋人”成为“中国人”的通称。北魏初年，出于否定“晋人”的需要，将较早置于统治下的“中州”人称作“汉人”。南北朝时期，“汉”一直是对“中州”人的他称，而非人们欣然接受的族称。唐贞观二年，礼部主客司采用“汉”“蕃”界定内地与边疆关系。高、武时期以后，因应现实政治需要，“蕃汉”一词被纳入刑律，诏令越来越多地加以采用，最高行政机构严格规定边远地区“汉官”员额。在唐朝日益广阔的边疆，“汉”被广泛用来识别内地州县民身份，具有切实政治经济利益，人们乐以自称，“汉”作为民族族称最终得以确定。

——摘编自何德章《汉族族称的出现与定型》

材料一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的时期。唐朝统治者对边疆的军事行动十分慎重，对归附少数民族则实行较为宽厚的羁縻政策，并通过与唐宗室联姻保持着密切政治关系……如今从西域各地唐代城址、墓葬出土的儒家经典、谷物、丝绸等实物，也见证了那时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

——整理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1956年广西酝酿成立自治区时，有的人提出“分的方案”，即主张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壮族聚居的桂西山区建立自治区，桂东主要是汉族聚居区，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仍然保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制。周恩来指出：历史上由于长期的封建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发展，处于落后的境地，如果实行分的方案，势必又陷入旧社会汉族和少数民族产生隔阂的状态，这无论是对于汉族的发展，还是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都十分不利。中央及广西各族各界人士经充分的协商，选择了“合的方案”。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伟大实践·广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