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经济作物棉、麻、桑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后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他们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的管理，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明中后期，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重要基地。

——摘编自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

材料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部分文化情况简表

材料二   宜侯夨簋

部分铭文释意：“在四月丁未这一天，周康王对宜地进行占卜之后，命令虞侯夨（cè）说：把你迁到宜地，赐给你好酒一卣、圭瓒一陈……赐给你土地和人口。”

材料三   里耶秦简

部分内容释意：“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政府下达到所辖各县的政令文书，由各县负责传达到有关官吏与部门，并予以执行……”

材料四   

悬空寺三教殿，位于山西大同，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殿阁内雕塑中间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左边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右边为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

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

——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

材料五   明中叶以后，粮食、棉布、生丝、食盐、烟草、瓷器等都成为主要的商品。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苏州、杭州是丝织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商业大城市有三十余个。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民间大小交易多用银，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皖南民居——徽商曾经辉煌的印记

材料一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诸文明区域间的接触和交流主要发生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欧亚大陆和北非，主要形式是互通有无的贸易和由商人、宗教使者、探险家推动的文化交流。总体来看,各个地区的民族和国家基本上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路线平行地发展,地域性特征相当明显。一直到15世纪末,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受到纵向发展程度的严重制约，地域性历史的格局没有根本的变化。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材料二   16世纪，人类认识世界的视野更为开阔。欧洲探险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之间建立了联系。各个人群之间的互动反过来产生了规模空前的交流，这些交流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区域。有一些交流是生物种群方面的：植物、粮食作物、动物、人口以及病菌都传播到未曾到达边远的地区。航海探险唤醒了商业贸易的繁荣，为了寻求贸易机会，欧洲商人走遍了全世界的海港码头。到18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建立起环球贸易和交通网络。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等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一   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对外贸易空前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三角航程构筑起大西洋经济体系，形成了“大西洋世界”。在大西洋沿岸各国和地区间，欧洲主要从事运输业、金融业和制造业，美洲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非洲提供劳动力。通过这样一个巨大的商路网，商品有规律地流动着，大西洋周边地区的距离越来越近。到18世纪中叶，曾经繁荣的地中海周围的城市呈现出衰败与萧条的景象，而巴黎、阿姆斯特丹与伦敦一改1500年时的旧貌，焕然一新。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二   英国传统纺织业以毛纺织为主。17世纪，印度棉织品和印花织物大量流入，引起了毛纺织业者的不满和骚乱。英国议会在 1700—1721年间颁布多项法令，禁止进口和使用印花棉布。兰开夏毗邻重要的贸易港口利物浦。当地技术工人在市场需求刺激下，首先仿造印度棉织品。1735年，议会颁布法令将棉麻混合织物排除在禁令外。此后，兰开夏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19世纪，兰开夏成为英国棉纺织业中心。

材料一二战后苏联的目标是具体的，即占领领土。美国所追求的目标则是抽象目标或环境目标，它关心的是世界政治大环境。战后英美法苏对于欧洲的分区管制形成的“四大警察”理念是一种追求“双赢”的理念。而根据囚徒困境模型分析，安全感是达到“双赢”结果的基本要求。而战后美苏之间安全感从未存在过；不光是因为两极格局、东欧真空，更根本的是因为战后形成的两极力量不均衡，又不足以使一方完全支配另一方，因此弱的一方必然奋起而追之，而这又会导致强的一方产生更强的戒心。苏联作为极权主义国家，对美国天生就有戒心，因为其要控制信息的输入来维持政权的稳定。”所以，罗斯福的大国合作之梦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美苏最终还是从合作走向了对抗。

——摘编自袁茵《论冷战的起源—虚假均势、集权主义政体与冷战的爆发》

材料二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众多问题，如资本的配置正在向那些具有资本垄断权利的国家集中；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内部贫富失衡问题严重；一些国家主张的所谓民主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民主意义，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动乱；全球面临的生态平衡挑战非常严重等。随着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衰退和新兴经济体的陆续崛起，全球治理由霸权时代的垂直结构逐渐趋于扁平，一元化治理由于国际权力的不断分散开始走向多元的全球治理模式。

——摘编自刘长喜、毛博《全球治理之殇与中国方案》

材料三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治理的新篇章。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涉及社会发展、人权、国际安全等众多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

——摘编自张群《真正的多边主义：破解全球治理困局的中国方案》

材料一   “全球化”套用当代美国语言学大师杭士基所讲的，是居全球化中心位置的“中心国家”日趋“流氓化”。他分析，随着区域经济的全球化，居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日益流氓化，它对全球化的边国家的宰割与剥削，几乎是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而且尤有过之。经济学家告诉我们，“M型”社会已经来临，两端很高，中间很低。随着全球化，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如纳米科技、通讯科技、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贫富不均的问题。

——黄俊杰《全球化时代，需要经典精神的召唤》

材料二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理念不仅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南，而且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任何世界秩序都需要解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潘忠岐《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