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摘编自《文史纵横》2009年第3期

材料二   由于三省之间相互夺取权力，逐渐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皇帝就设置了门下政事堂，将它作为三省的共同决策机构，遇有意见分歧，皇帝理所当然成为最高裁定者；还增设“同三品”职衔作为出入政事堂的凭证，这样无“同三品”职衔的三省长官想以宰相身份自由出入政事堂的权力丧失了。唐玄宗时，还培植身边的宦官，枢相随之出现。枢相即枢密使，是宦官以使职身份干政出现的一个职务。

——摘编自牟霜霜《唐代三省六部制下的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

材料一：唐朝时期，三省六部制趋于规范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唐之前，中央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较依赖掌管特定行政权力的个体，而在三省六部制中，尚书省门下省都是实务部门，而非个人职位；第二，中央层面出现了“三权分立”，确立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体制；第三，后设机构政事堂，承担起中央行政决策中心的职能与角色，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第四，有效地理顺了三省各部间的关联及其实现职能的范畴，以确保中央政令的畅通。

——摘编自黄璐《隋唐时期“大部制”的特点与启示》

材料二:科举制度在宋代有了重大的发展，宋太祖确立殿试制度，加在省试之上，使科举取土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使科举及第者直接成为“天子门生”，进一步摧毁考官和考生之间的座主、门生关系。针对唐科举门资取士的弊病，逐步取消资格限制，贯彻“取土不问家世”的原则。设置考试新章法，如考生搜身制、考官隔离制、试卷糊名、抄录制。科场文体从侧重“诗赋”代之以“经义”“策论”。

——摘编自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材料一   秦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管理。这一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工商业活动都要进行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管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口税、工商业交易税等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充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职能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

——摘编自马克莲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科举普遍化，官吏的选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为官的均等机会。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于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为保证赋役制度的实行，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即按户登录人口，强调基层人民通过户籍接受国家的统治与管理：“齐民”则意味着他们是受国君统治的平等人民。其内容涉及户籍、军队、地方行政、族群聚落、土地、法律和身份七个方面。

——摘编自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

材料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均田制下按丁计征的租庸调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由于国家对农民的压迫严重，不堪重负的农民宁愿依托地主也不愿重回自己的家园。逃户现象成为唐代中叶时国家极为头痛的问题，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国家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承认了乡村社会的土地租佃和土地买卖。

——摘编自曹端波《唐代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材料一   唐代的三省六部示意图

材料二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摘编自王定保《唐摭言》

材料三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摘编自《资治通鉴》

材料一: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凭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二:魏晋时代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四: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者。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引自《朱子语类》

材料五:唐初“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拖各二丈……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

——引自《旧唐书·杨炎传》

材料   中国古代宰相辅政制度先后经历了三种模式：宰相独立开府辅政制、宰相三省参议铺政制和宰相听命拟旨辅政制。宰相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的“三正”。西周中后期，鉴于重要辅臣不断更换易造成政务混乱，开始设置专门的辅政机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辅政方式虽各不相同，但辅政大臣多为贵族集团的代表，可以自辟僚属，独立行使权力，可以说他们是在“主政”与帝王分庭抗礼。秦汉以来，宰相的出身有名门望族的，有宗室的，也有寒门的。唐宋之后，科举入仕者居多。宰相辅政制度的沿革趋势体现了皇帝专制权力欲望的不断膨胀和驾驭百官能力的不断提升。该制度对古代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国家的兴衰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编自郑石桥《中国职官制度中的内部控制考略》等

材料一

材料二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升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